既然翻译文学史是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史，那么我们为翻译文学写史就应当考虑依循现代文学的发展线索来展开对翻译文学的历史叙述。因此现代翻译文学史必定涉及到对这些关系的阐述：文学思潮、流派与翻译文学、文学期刊与翻译文学、时代变革与翻译文学、作家创作与翻译文学，等等。对这些关系的仔细清理和深入阐释，将构成现代翻译文学史的基本构架。

　　首先看文学思潮、流派与翻译文学的关系。谢天振说，翻译文学史应“关注一下某些文学思潮的翻译介绍”[5](P285)，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我们还要认识到中国文学界对外来文学思潮的翻译介绍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创作思想和理论要求密切相关的。比如文学研究会对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左联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译介等等，无不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创作要求有关。这就是说，我们关注西方文学思潮的译介时，要注重梳理翻译文学、西方文学思潮、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三者之间的关系。文学期刊与翻译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是极为明确的。中国现代作家是将翻译和创作并重的，现代时期的文学期刊不仅是发表作家创作的重要阵地，也是发表翻译文学的重要阵地。不仅著名的刊物如《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如此，其他期刊也不例外。比如二三十年代新月社主办的《新月》月刊，就先后刊载了徐志摩译的哈代、罗塞蒂的诗歌，闻一多译的《白朗宁夫人的情诗》，梁实秋翻译的彭斯的诗歌，还有由饶孟侃、卞之琳等人翻译的郝斯曼、戴维斯、雪莱、济慈、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也刊发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顾仲彝译）、欧尼尔（E·O’Neil，现译奥尼尔）的《还乡》（马彦祥译）、萧伯纳的《人与超人》（熊式一译）等戏剧，同时还刊载了许多翻译小说，例如胡适译的短篇小说：欧·亨利的《戒酒》、哈特的《米格尔》和《扑克坦赶出的人》，徐志摩译的Diard Garueet的《万牲园中一个人》和A·E·Coppard的《蜿蜒：一只小鼠》，西滢译的曼殊裴尔的《娃娃屋》、《一个没有性气的人》、《贴身女仆》和《削发》，叶公超译吴尔芙夫人的《墙上一点痕迹》，等等。文学期刊与翻译文学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翻译文学的出现总是与时代变革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在时代的发展中几经变革，历经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解放区文学的流变过程，翻译文学也随着这一时代变革而发生相应的改变，翻译文学史也应该描述这一发展变革的全过程。而中国现代作家与翻译文学的关系既是现代翻译文学史阐述的重点，又是其中的一个难点。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西文化和文学交汇、碰撞之下生成的文学形态，几乎每一个现代作家都从翻译文学中汲取了文学创作的养料，以鲁迅、胡适、周作人、郁达夫等为代表的五四作家大都从林纾的翻译里读到了域外的文学信息，后五四作家又从五四时期的作家和翻译家的文学翻译中获得了外国文学的滋养。同时，翻译文学也构成了许多作家从事创作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冯雪峰、郑振铎等，都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译著，这些译著对我们理解作家的精神世界是很有帮助的，现代作家们大量翻译著作的存在也显示出翻译文学与作家创作之间的紧密联系。自然，描述现代作家与翻译文学的关系中，事实的清理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要通过细致的研究把现代作家与翻译文学之间在创作技巧、题材、情节结构甚至精神联系等一系列深层内涵充分揭示出来。

　　我们注意到，从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互动关系的角度来书写翻译文学史，容易忽略对翻译家的文学史地位的叙述。对现代文学来说，翻译文学既是“媒婆”（郭沫若语），也是“奶娘”（郑振铎语），翻译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书写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当然少不了对现代翻译家历史地位的塑造。因此，在展示每一个历史时期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时，我们有必要设立专节对这一时期翻译家的学术成就加以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