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图书出版渐成体系，深度广度不断拓展

　　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开设初期，相关图书出版较少，主要以中国人民大学及复旦大学等新闻教育水平较高的几所院校出版的教材为主；20世纪90年代，新闻传播学教育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国家开始重视新闻传播学的教育，在多所高校设立硕士、博士点，这直接促进了大量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新闻传播学研究专著的出版积累颇丰，新闻传播学教材体系也已臻于完备。此外，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质量不断提升，理论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寻求理论新突破和实践新认识。比如陈力丹先生自20xx年起，每年都发表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学出版的概述，对当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和点评。在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方面，刘鸿英先生通过对中美两国新闻学、传播学权威教材内容的比较和分析，指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学和教材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1]。总体来看，我国新闻传播学出版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系列教材，都在不断地拓展和深入。

　　（2）“译著”与“专著”平分秋色，教材类与学术类旗鼓相当

　　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初在西方兴起，引入我国的时间较短，因此在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发展初期，学者们曾大量翻译国外著作，一方面用于高校教学，另一方面也为国内相关图书出版提供一定的参考。一些学者由此成为研究国外理论和领域内著名学者思想的权威，其翻译的著作也成为出版界的标杆。例如何道宽先生翻译的麦克卢汉等学者的系列著作，对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影响深刻。随着国内研究水平与国际的接轨，国内学者的研究著作大量出版。从20xx年新闻传播学类畅销书中译著和国内学者专著各占一半的比重可以看出，我国图书市场“译著”与“专著”数量大致相当。早期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是为满足教学的需要，但大量同类图书竞相出版，整体质量并不理想。随着市场和研究的发展，一些学术性较强的新闻传播学图书显著增多，在教材类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依旧占据大量市场的同时，学术类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加，两者在市场竞争中大有旗鼓相当之势。

　　（3）出版内容趋于多元，学术引领作用增强

　　在早期出版的新闻传播学图书中，新闻类或传播理论类的书籍明显偏多，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分析为主，涉及统计学等定量分析方法的内容较少。在当今的新闻传播学著作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普遍应用。比如苏新宁先生对CSSCI 中 20xx—20xx年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图书的情况进行统计，选出本学科中被引次数相对较多的 197种图书，该研究对于分析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学术影响力很有意义[2]。此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一般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以得到相对准确的数据，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困境

　　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受众阅读习惯和兴趣的持续变化，使得我国图书出版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已成必然趋势。随着网络媒体尤其是移动新媒体的发展，数字出版物的市场需求快速扩大，但当前的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并不能与读者阅读需求相匹配。数字化出版潜力巨大，但优质数字阅读产品短缺的现象，在新闻传播学图书的数字化出版中同样存在，业界面临着许多复杂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1. 认识不足，人才与资金难以满足数字化出版需求

　　首先，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集中于传统领域，现有的出版人才大多数不具有数字化出版的意识和能力，难以满足数字化出版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现有的出版程序和工作规范也明显不适应数字化出版需求。其次，数字化出版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缺乏资本运营模式的传统出版部门难以支撑。再次，数字图书出版的收益中互联网广告占有较大份额，电子书付费所占份额相对较低，这对传统出版观念来说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由于观念改变迟缓，以及缺乏人才和资金，新闻传播学图书的数字化转型发展缓慢，要真正实现转型突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数字化出版模式单一、转变形态有限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数字化出版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出版社与电子阅读器开发商合作，将图书内容与电子阅读器一起投放市场；另一种是出版社与网络平台开发公司合作，开启在线学习模式，提供数字内容服务。在国内，大部分数字化出版的方式不外乎对纸质内容进行复制，相对于国外“互联网+”模式，国内流行的“+互联网”模式要落后得多。比如新闻传播学图书，其数字化出版只是单纯将内容转变为数字形态。同时，纸质图书数字化业务收益甚微也让出版数字化转型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