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女性主义以其独特的视野诠释着整个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姿态。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女性主义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入到了大陆学者的研究范围，并于90年代中期被引入到了新闻传播学领域，从而引领着新闻传播学向着更为积极、平衡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女性主义 方法论 新闻传播学 应用

　　女性主义理论在被引入到新闻传播学领域后，多年来在众多学者的关注下，也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面临一些尴尬困境，需要更多的新闻传播界的理论学者予以关注，以期这一理论在新闻传播学中得到更好的应用，从而促使大众传播媒介能够大放异彩。

　　一、女性主义研究综述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社会思潮，发源于十八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强调女性针对男性而言的专有权；中期突出两性差异；后期反抗本质主义的规定。在这三个发展历史进程中，女性努力寻找自身的发展空间，争取准确的自我定位。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开始追求两性平等，开始冲破家庭的束缚，争取在外界得到自我肯定，寻找自身的准确定位，从而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的蓬勃发展。

　　女性主义源头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达斐尔特与我国孔子的教育思想类似，他也指明了教育对象的有教无类，认为应该不论贵贱，抛开性别，人人都可以入学进行学习，并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这种办学思想和方式的传播使得接受教育的女性开始增多，并将更多的思维启蒙意识传给更多的人。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妇女首先举起了争取妇女人权、反抗社会压迫的大旗。

　　18世纪至19世纪初，女性主义的目标是争取和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受教育权以及工作的权利，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越来越多国家的女性获得了与男性相同的参政权利，随之而来的是女性教育的广泛展开以及女性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20世纪中期，女性主义进入到了实质性的发展阶段，从表面的争取权利平等进入到了批判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的阶段，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觉醒。这一时期，女性主义逐渐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反对男性主义浓厚的政治话语权，并走进了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形成规模。

　　1978年，美国传播女学者盖尔·塔奇曼与他人合著的论文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出版，这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标志着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式成立。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界，由于起步较晚，加之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对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对西方成果的直接借鉴。1995年出版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第3期中系列地刊出了一批女性主义研究文章，这几篇国外女权主义者的文章仅仅描绘了她们国家的媒介与妇女关系的情形。而我国学者重点讨论的是媒介使用的性别差异和传播权与妇女人权等问题。

　　我国的新闻传播学者结合外国的研究思路，对女性主义开始了自己的本土化研究，在《新闻传播的文化批评》一书中，鲍海波教授对当今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对女性的定位及关注进行了研究，她认为女性在新闻传播中出现三重缺席：1、新闻传播主体的女性缺席，即女性话语权的缺失；2、新闻内容中的女性缺席，即对女性的报道极少；3、新闻受众的女性缺席，例如女性看电视大多是看电视剧、家居、美食及电视购物等节目。

　　二、女性主义理论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

　　在我国，本土化的女性主义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于传统文学和大众电影的研究领域，但并未引入到传统媒介当中，这样也就未能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尽管那时女性主义和传播学都已在中国生根发芽，但二者的真正结合却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推动下的结果。1997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担了国家一项重要课题“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主要研究项目是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自此大力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

　　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相结合，是媒介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大众文化远离意识形态，摒弃严肃、神圣、深刻等意义，消解价值、消解意义，追逐平面化、零散化和享乐化，关注当下、关注个体的特性，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从计划经济来的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也缓解了他们身处现代工业社会的生存压力，因而它倍受人们青睐。于是，以娱乐性、商业性、消费性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流行就成为顺应潮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