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研究可分为四类：以礼经以及其它儒家经典中记载的礼为对象的礼经学，主干是三礼学，涉及对其它儒家经典(“十三经”)中记载的礼的研究;以仪制的撰作和仪制的研究为对象的礼仪学;对礼的本质、价值、功能和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的礼论;由礼在中国的泛化现象滋生的泛礼学。礼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一直是显学。孙诒让《周礼正义》是中国传统礼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宣告了传统礼学时代的终结。经过三四十年的沉寂后，礼学研究在我国学界逐渐得到复苏和重振，推出了一些相当分量的成果。特别是曹元弼、沈文倬、陈戍国师生三代，前后相续，成为20世纪以后礼学传承中引人注目的一脉。复旦大学杨志刚教授认为，现代礼学研究有以下特点：一是从比较早的时候起，就注意到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古礼。“文化”概念的导入，给礼学研究这门传统学问注入了新的研究意识，二是形成了一种多学科、多方位的研究态势，拓展了现代礼学的研究领域，三是注重古代文献资料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以及民族学资料的互相印证，四是以沈文倬、杨宽等为代表，初步建立起新的研究范式。

　　二、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说文解字》不单单是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对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深远。XX年11月在河南漯河召开了首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学者对《说文》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近代以来，戴震提倡以训诂明义理，学者多受其影响，致力于小学，但研究者多偏重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将其当作经学附庸。实际上，《说文》“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杂物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几乎是许慎时代社会生活的实录，有关当时社会生活的典章制度、名物、思想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反映。对于这样一个宝贵的文献资源，历代研究者虽用力颇勤，但鲜有学者从社会学方面来研究，更没有从礼学的眼光来研究《说文解字》的。利用文献典籍及考古出土资料并参之于民族学资料来研究古礼已成共识，但利用《说文解字》以及相关古文字资料来从事礼学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社会生活一方面由语言文字所反映，另一方面也在语言文字的发展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礼几乎是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的总规范，影响、浸淫至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形态各个层面。以儒家经典“六经”言，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就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曹元弼先生说：“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许慎生活的时代，今古文争论激烈，“五经无双”的他不可能不在其著作《说文》时烙下礼的痕迹，反映自己的礼治思想。包括三礼在内的先秦典籍以及当时的礼既是许慎撰作《说文》的资料来源，也为其提供了编写撰作的指导思想，还提供了一种据礼释字的研究方法。研究《说文解字》，领悟作者的微言大义，可以更本真地认识中国古礼。

　　因此，把《说文》研究同中国古礼研究结合起来，运用礼学来研究语言学和运用语言学来研究礼学，准确地揭示其内在关联，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又为我们准确地认识古礼开辟了另一条途径，丰富扩充礼学研究的视野。

　　三、研究内容

　　《说文》引称的礼书。许慎在《说文》叙目里说，“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与所不知，盖阙如也”，引用的礼书是《周礼》，此外许慎还引用《礼记》等先秦礼类典籍。对《说文》引用的礼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对相应内容与今本进行比较，研究许慎引称礼书的依据和规律。

　　《说文》记载的古礼。《说文》保存了有关上古礼方面大量的重要信息，反映出先民们用礼行礼的痕迹，成为今之学者探索古礼的渊薮。许多精蕴的解说，资料性甚强，有助于考史和印证古礼。如：《说文》卷一上玉部：“瑁，诸侯执桓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之似犁冠。《周礼》曰：‘天子执瑁四寸’”;十三下土部：“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于执蒲璧，男执谷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楚爵有执圭。”这是由瑞信礼仪说明等级制度。这一部分的研究将依据古礼的五分法进行分类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