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表述的汉礼。《说文》一书，大量记载当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礼教、礼制、礼论等，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礼制礼俗的.文献，可以看作是研究汉礼的一个可靠的资料来源。如第三部示部释祜和十二部释庄皆曰“上讳”，反映当时的避讳之礼。

　　《说文》涉礼小篆的追源。许慎博综篆籀古文之体，发明六书之指，因形见义，分别部居，可以上溯造字之原，下辨分隶行草递变之迹。清代学者孙星衍说：“说文不作，几于不识六义，六义不通，唐虞三代文字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本解。”将结合古文字演变和当代语言学研究成果对涉礼小篆进行词源学上的研究。

　　《说文》古礼名物制度铨释。经礼为三代制作精意所存，有非可仅执义理以求之者，固必释训诂，铨名物，征制度，而后义理乃现。《说文》分类别目、以类相牵，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性，古礼许多名物赖《说文》而存之。本部分将按礼仪、礼器以及礼物等进行研究。

　　经礼与《说文》释字体例。许慎在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细考经礼，其中训诂之语多为许慎所用，其行文体例、风格亦多受礼经影响。本部分将考证经礼对《说文》成书的影响。

　　文字演变与古礼变迁。三代之时，礼乐大行，“郁郁乎文哉”，学出于官，文字受官方绝对控制，看起来比较统一。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私学昌盛，文字形体急剧变化。始皇隆法黜儒，有仪而无礼，虽欲“书同文”，但秦书实有八体。汉初，礼久不行，古今文字交接过渡，文字写法纷呈不一，点画出入随便。至汉武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字虽稍稍统一，但数百年之流毒，非竟日可除，《说文》成书前后的碑刻文字，也是别体繁出。这一部分研究礼之变迁与文字演变的内在关联。

　　经礼今古文之争。两汉之际，礼经学特别是《周礼》之学，在东汉经学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枢纽的地位。极力推崇古文经学的许慎是古文经学大家，在撰写《说文解字》时吸收了大量古文经学的成果，但也有极少部分吸收了今文经学的优秀成果。这一部分结合许氏所著的《五经异义》，参之以同时之贾马何郑，研究两汉经礼今古文之争。

　　《说文》礼治思想。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对同一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是不同的。许慎虽没有专门的礼学专著，但他的礼学思想在《说文》的注释及编排、所用资料的引称等方面得到体现。如在释玉有“五德”，提出“仁、义、智、勇、洁”之说：“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橈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凡玉之属，皆从玉。”研究《说文》包含的礼治思想，可进而推衍出许慎的礼学思想。

　　四、研究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拟采取的解决方案

　　研究重点：许慎的礼学思想。许慎“五经无双”，《说文》出后，同时代郑玄注经，晋灼写史已多加引用，许氏对我国古代文字的发展自然功不待言，其礼学思想也意义非浅，上升、提炼其礼学思想，可以发现当时的思想发展轨迹。研究许慎的礼学思想必须放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之中，通过与许慎同时代的经学家的活动考察中，发现与之相关的信息，确保其思想研究的真实、完整性。

　　难点之一：礼古文字知识。《说文》里集中整理保存了上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资料。在研究礼类文字的词源时，必须把握古代文字的演变规律和轨迹。古文字的研究涉及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而三者往往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例如，从文字上考察，“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但同时，“声在文之先，意在声之先”，即声音是用来表达意思的，而文字是用来记录声音的，“故凡发音部位相同的字，其义多相同或相近”，由此可见文字与读音关系也非常密切，要求研究者必须有扎实的古文字研究功底，这种素质就是相当艰巨的挑战。

　　难点之二：礼今古文之争。根据许慎的《五经异义》，两汉的群经各家学说，存在今文、古文两派的基本界限;两派的区分标准，又在礼制。晚清的廖平发挥许慎的观点，进一步指出：“今学博士之礼制出于《王制》，古文专用《周礼》，故定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然后二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千谷百壑得所归宿”。经学今、古文分派问题十分复杂，虽然研究者虽众，但聚讼千载的学术问题还须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