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郭店楚简著作不说，在现有的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中，最早谈及“太一”或“一”的是《文子》（简本《文子》的出土证明了传世本《文子》的真实性），其后的《列子》、《子华子》、《•天下》、屈原、宋玉、《荀子》、《黄帝帛书•道原》、《鶡冠子》、《吕氏春秋•大乐》以及西汉时期的《淮南子》等都有论说，除了屈原和宋玉视之为神外。其余大都视为太一。在先秦秦汉时期，太一的流行有两种情况：一是主流作为哲学概念的太一流行于战国中后期；二是主流作为星名或神名的太一流行于两汉时期（汉武帝时期它既作为哲学太一，又作为星名和神名太一，还作为歌名太一）。

“‘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厘，阴阳之所不能成’，太一，是其自身之独在，并不受异己者的约束、控制和摆布。太一，最终要走向神学的领域，这在义理的方面早已埋下伏笔。”[11]（P.89）

根据神名“太一”源于道家哲学“太一”的思维路向，我们可以推知在当时极不发达速度极为缓慢的时代背景下，从写出文章提出概念到为接受而广为传播，再从这一转化为神学思潮以及这股神学思潮为社会普遍接受并且广泛流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既然在战国中期屈原、宋玉时代南方楚国广为尊崇“太一”神，那麽哲学“太一”概念的出现则要早得多，至迟在战国初期或春秋战国之交就已出现。 ;

三、《太一生水》所述的天象生成内容与古代史官“司天”职责所指对象相合 ;

《太一生水》述说宇宙万物的起源，主要内容是自然天象的生成，并且“推天理以明人事”，阐明了“天道贵弱”的主旨，这与先秦时期史官的职责之一即“司天”极为相合。文中所表述的一系列自然天象和对中国地势的正确描述，说明了该文作者必具有渊博的天文知识和高度的哲学抽象概括能力。

中国古代史官是由巫、祝发展而来。西周时官僚系统中设有太史僚，置太史、乍册、内史、史等职，[12]（P.70）他们不但职掌记录发布文告，还要负责宗教祭祀也就是“交通天人”的工作。出于“交通天人”的需要，观察天象以明天道即“司天”的工作就成为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国语•周语上》记载邵公言“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 韦昭解释说：“史，太史也，掌阴阳、天时、礼法之书，以相教诲者。” 《国语•周语下》记单襄公对鲁成公言及“晋将有乱”，成公曰：“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 单襄公对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韦昭注：“史，太史，掌抱天时，与太师同车，皆知天道者。”

《左传•桓公十七年》载“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5]（P.408）杜预注“日官，日御，典历数者。” 杨伯峻解释说：“天子日官，盖即太史，职掌天象。”

扬雄《法言•五百》记载：“或问：‘圣人占天乎？’曰：‘若此，则史也何异？’曰：‘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 ;[6]（P.719）吴秘则解释说：“‘以天占人’者，观天以见人事也；‘以人占天’者，因人以知天意也。” “史以天占人”即道家“推天理以明人事”，它不但道出了道家学派与史官的历史渊源，也指明了史官担负着“司天”——观察天象的职责。

由此可见当时的史官不仅掌管图书典籍，而且还负责观察天象，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难怪司马迁在追述自己家世时就曾自豪地说“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於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钦念哉！钦念哉！”。 [10]（P.1001）

如前所述，后世哲人们将太一比附为星名和神名又反过来说明了太一的创始者必与史官有关。“征战则太史告祷太一”[11]（ PP.96-97）更说明了史官与太一的关系渊源有自。星名者，天象之因素也，神名者，人间统治者在上天的反映也。对有关二者事情的处理恰是古代史官的重要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