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黑格尔以后西方思辨历史哲学式微也符合历史学科本身发展的规律。自维柯和伏尔泰创立历史哲学以来，思辨的历史哲学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对历史本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认识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种努力一旦持续下去，就会在某一时刻不多不少的变成了对这种认识活动本身的一种反思与批判…”历史学到了19世纪已经发展为一门学科了，现在需要对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来进行思考与研究。因此，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出现便有了前提。
当然，分析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能成为历史哲学的主流还与当时世界的变化有巨大的关系。这里主要指自然科学一系列巨大成就的出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20世纪初期，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自然科学界取得了令人眩晕的成绩，尤其是物理学中相对论的发现引起人们认识领域的重大转变。这种变化反映在历史学家那里使他们的历史观念也产生了变化。19世纪历史学家自信能够通过史料来完全的还原历史、解释历史，但是面对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他们也对此产生了一些疑问，“历史学家的世纪”就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结束了。这样在客观史学占统治地位时被拒之门外的历史哲学又重新回到了历史学领域之内。只不过这时的历史哲学已经不是对历史本身进行哲学的思考了，他们需要对历史学这个学科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哲学的思考与反思，历史哲学家们需要对诸如历史学的特点等问题进行解释。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就出现了。
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确实使历史哲学领域产生了不少的变化，但是这还不足以使整个历史哲学领域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在20世纪初期还有两位思辨的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和汤恩比在人类思想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为何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什么比较有影响力的思辨哲学家出现?我们还要从20世纪初期那场震撼西方世界的一战来找寻答案。
一战之前，西方人对于自己在物质世界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沾沾自喜。这种喜悦在史学界的表现就是一种乐观主义的情调。而这种乐观主义情调最终被一战所打破。面对着一战的灾难性结果，人们开始反思，重拾尼采“上帝死了”的声音。“如果人类的历史真像兰克所言，在每一个关头都能见到上帝之手，那么这个上帝之手怎么会如此舞动于衷呢?如果上帝还活着的话，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这么相互残杀呢?”这样的疑问，使人们对原先的历史知识产生了怀疑，更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去寻求历史认识本身的认识。虽然20世纪仍有斯宾格勒和汤恩比两位思辨历史哲学大师，但是他们的分析只是分析人类各文明的兴衰罢了，并没有从根本上去掉西方学术界的悲观心态。思辨的历史哲学，便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综上所述，由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研究探讨的对象不同，在19世纪历史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之后，随着学科自身的发展，开始要求探求自己的学科特点;同时，自然科学界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促使历史学家去探求人们对历史研究的认识;在一战打击下，西方学术界乐观主义心态崩溃，悲观主义心态兴起。最终，在20世纪初期分析的历史哲学取代思辨的历史哲学成为历史哲学的主要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方历史哲学实现了转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思辨的历史哲学从此消失殆尽，只是其影响力再也没有达到伏尔泰、黑格尔等人的高度。就西方史学发展的状况而言，无论是思辨的历史哲学还是分析的历史哲学都没有对真正的历史研究产生多大的影响。正如何兆武先生所说的“当代实践的历史学家们往往习惯于‘低头拉车’而不习惯于‘抬头看路’。”
[1] 严建强、王渊明《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西方历史哲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2] 张广智、陈新《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 陈启能《略论当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变革》《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1期。
[4] M.C.Lemon著毕芙蓉译《历史哲学：思辨分析及其当代走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 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