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称司马迁写《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句话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文直事核，即作史有据，忠于史实，如实地记述史事，客观地表述历史事实;二是不虚美，不隐恶，即不任意夸大或美化好的事物，不回避、隐瞒丑陋的现象，也就是善恶必书。“不虚美，不隐恶”体现了史学家遵循的创作原则和实录精神。

　　班固写《苏武传》时，继承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这种精神又体现在苏武与李陵的“对话”中。因此，教学时，我们可以将此“对话”作为课堂对话的激趣点，如李陵劝降时说：“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这是作者借李陵之口表达对汉武帝动辄杀戮大臣的残忍行为的不满，是实情，语带批判，义正词严，确是《汉书》中少有的批判统治者的地方。作者在信守实录精神的前提下，又通过“对话”来暗寓褒贬，表达苏武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大义凛然的品格。如面对卫律劝降，苏武对其威逼“不动”，对其利诱“不应”，表现出对卫律的鄙视，甚至用“骂律”来表现其强硬的抵抗姿态;面对李陵劝降，苏武全然不为所动，称李陵为“王”，并说：“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这正是封建士子的道德原则，苏武秉承至高无上的君臣之义，表达了尽忠于大汉帝国而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看出《汉书》在艺术上对《史记》中“春秋笔法”的继承。

　　三、“对话”领悟苏武以死明志的气节美

　　分析评价传主形象，领悟其人格魅力和精神价值，是学习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重点，也是难点。但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不能超越人物所处的历史年代。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清晰、更立体化地观照传主的精神特质。

　　苏武作为汉朝的和平友好使者出使匈奴，面对李陵的威逼利诱，面临艰苦的生活环境，仍十九年如一日地“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牦尽落”，这就是一种对民族气节的坚守，一种精神的召唤。班固在《汉书·苏武传》中写道：“孔子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云‘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可见，“以死明志”的民族气节是苏武精神的重要内核，也是我们学习此文的关键点。

　　由于写人叙事情感复杂，《苏武传》一文中能够作为生成课堂对话的切入点较多，且较分散，如可从故事情节、典型环境、细节描写和对比映衬的手法等入手，但这些对话都不能将问题集中于某一点，容易使讨论的问题肤浅化、平面化。也可能会导向“贴标签”性的结论式教学，教师越俎代庖;或完全开放式教学，学生放任自流，师生之间很难享受到探究文本意义的过程之乐。为了在这两种倾向之间找到相对平衡点，教学《苏武传》时，我选取苏武与张胜、常惠、卫律、李陵的“对话”作为生成点。每次“对话”中，苏武都表现出以死明志的决心和勇气。在与张胜的对话中，苏武认为“见犯乃死，重负国”，所以“欲自杀”。在他看来，以中郎将的身份持节出使匈奴，代表汉朝的形象，自己被匈奴侮辱就是国家被侮辱，为维护国家的形象与尊严，愿以死明志。苏武对常惠说：“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这里的“节”可理解为节操，是从自身人格尊严来说的;“命”是使命，是从国家层面来说的。在苏武看来，无论是自己，还是国家，都不能受屈辱，所以以死明志。卫律威逼时，“复举剑拟之，武不应”，苏武以“不应”来对抗卫律，表明以死明志的决心。在与李陵的对话中，苏武两次提到“杀身自效”：一次是“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另一次是“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驩，效死于前!”苏武从君臣之义角度愿“以死明志”。如果说这些是从正面来描写苏武的精神事件，表明他以死明志的决心，课堂教学时，我们还可以将其他人物的言行与苏武进行对比，从侧面感受这一忠君爱国的苏武，这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