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角度看，媒介传播已难以被狭隘地归为再现性的模式，它正在以惊人的力量复制同时也型构着日常生活的逻辑，并通过再语境化的方式，塑造了大众认识、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以，建立在某一特定社会生活领域中思考框架的话语机制的解读，便自然迈入日趋使传者、受者紧密联系，建立普遍互动的、更加生活化、复调化的新的媒介话语结构形式。甚至于，在惯例式的“编读往来”、媒介使用效果之外，对生活常态的介入并简约地“陌生化”的生产方式深深嵌入媒体的组织行为之中。像近10年来民生新闻的热潮，无论从收视率还是接受效应，都直接冲击乃至接管了之前“传者”至上的媒介话语生产方式。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检讨更具包容性的媒介话语的表征实践，了解“新闻制作的日常工作的组织形式、收集新闻的常规程序与新闻制作的社会和经济局限性”，以及新闻事件的源文本“如何被加工成我们在报纸上或电视上看到的新闻的”[3]。惟如此，才能应合大众社会媒介话语的动态模式和文化的生成机能。

　　二、媒介话语表征的意指实践

　　信息时代的话语功能，游走于开放的意义网络之中，播散、拆解和重构着意义，但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文化的盛行和伦理规则的必然缺失。首先，媒介话语的描述性或叙事性，决定了其客体化的特征。人类的意识、思想是由词语这一媒介表达出来的，词语被看成客体对象，被看成物，人们用它来编排特定的形式，以传递和交流信息，这种信息在通过媒介传递、交流之前便已存在。现代传播学坚信，媒介话语能够真实、客观地呈现生活中已发生的事物、事件的面貌;即使是技术论者，也是将媒介传播形式的发展，看作社会“内容”多样化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词语、命题、思想和图像都是表征，同时，表征的运行机制不是随意创造的，它根源于两个事物之间的联系(如X代表Y)。这使得，所有的媒介话语的表征，皆为人类生活的实践方式，通过“实践”中介，受众重新观看或体验到自身和其他人群的生存境遇及生命的意义。譬如，我们居住在世界的东方，所见所闻有限，却对遥远的西方并不陌生，因为媒介话语的意指实践引领我们了解、把握另一端的生活状况，并适时地表明个体或集团的立场和关切。

　　不过，媒介话语的意义生产活动，显然又不能完全等同于自然世界的临摹和陈述。媒介话语的符号性使描述手段带有主观的、抽象化的特征。如果说18世纪以来，媒介观念仅仅隶属描述我们传播工具的事物，那么到了20世纪，报刊、出版和广播、电视等主导媒体的崛起和繁荣，广告业的日趋发达，媒介或传媒则“成了关于一般传播的社会组织或机构的术语”，甚而派生出指“某种怀有另外的显然主要是实用性目的的组织或机构”。[4]不论哪种用法，媒介都是社会组织形式之一，媒介话语的纯粹的传递信息的功能被质疑、诘问着。

　　媒介话语逐渐由中介性的传播物质实体的观念，蜕变为心灵塑造后的符号文本。它既受制于制度、经济、惯习等历史性因素，还依赖特定语境下受众的“情感结构”。抱持娱乐休闲心态的电视观众很少反对电视媒介中的神话剧的非历史性和虚构性陈述;明星代言的广告与产品质量亦并无一致性，媒介话语只是利用符号的象征意味“添加”实物的消费价值。

　　其次，媒介话语的表征实践，还在于其建构性。今天的话语理论之所以渗透到人文与社会科学各个系统，就是基于它提供了建构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不同方式，像报纸话语、广告话语、医疗话语等类别相异，但都是不同环境下象征性的使用方式而已。从整体意义上看，“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5]。媒介话语正是以自己的方式建构诸如权利、文化、审美及价值观等各种至关重要的观念和实体，同时还互相串联以建造一个新的、复杂的话语。像新闻话语，常常为我们描述周边或远处人们说过或做过的有价值的东西，通过报道、重叙，让我们对事件的过程获得认识或者价值上的判断，当重复性的话语经常被谈论后，社会的主导理念会得以形成;时尚话语的带有预知性的陈述、诱导方式，也往往能建构起某一阶段的风尚、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