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媒介化或者消费主义的意指实践,的确改变了媒介话语的经典表征模式;甚至在后现代理论家那里表现得更加激越,他们通过对客观反映论及新文化史学二分式媒介话语观的针砭,强调话语是“一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存在,其中介同时生成着客体性和主体性,并重新安排着两者之间结成的关系”[11]。这种理论的预设是,从事媒介符码制作、运行和使用的个体,施用于社会环境的概念、范畴类语词,不单单是具体语境下的心智的再生产,相反,是一个既非客观亦非主观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但无论如何,媒介只要还是人与人、人与社会构成相互关系、形成意义逻辑的“中介”,媒介话语的表征功能必然继续存在,且一如既往地承担着人际交往、文化传递的功用,就像媒介话语自身一直在调适、创构中演变一样,表征功能也在当下多元化的意指实践中不断完善或变异。
媒介话语表征功能的探讨,牵涉到社会、文化、政治及经济等诸多方面,这里只是从宏观、理论的角度概而论之。其实,不同国家、不同语境媒介管理体制和经营策略的差异,必然带来表征方式的独特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介话语已经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影响我们观看、认知、理解世界的支配性途径,对它的特性和运行机制的把握,是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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