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双轨制”战略

　　孙健等(2005)结合美元、日元以及欧元等货币国际化经验，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相互兼容的“双轨”模式，其一是在“一个中国”区域范围内(包括大陆、港澳台)实施“欧元模式”，整合一国四币，对外联合浮动，其二是在东南亚及东亚等更大区域范围内实施“日元模式”，深化金融改革，增强经济实力，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李稻葵和刘霖林(2008)则最早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境内―境外”的双轨制战略构想。他们研究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要求是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的自由兑换，但短期内允许中国居民和企业将人民币兑换成其他货币进行国外投资，还存在较多的障碍，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还不健全，使得人民币资本账户管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必然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A股市场股价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的股票价格水平，一旦人民币完全国际化，会引致股票市场的抛售行为，这势必对中国金融市场以及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击。田涛(2015)[5]则提出了“资本输出+跨国企业”的战略构想。

　　(3)区域化战略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工程，一些学者认为目前人民币区域化相对更具可行性，因而提出了相应的战略构想。陈唏和虞红霞(2009)主张以香港为突破口实施区域化战略，建立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和离岸金融中心，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储备与投资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基础。杨长溺(2010)结合我国地缘政治和各国人均GDP的对比情况，提出了人民币区域化的三层次目标，即3年的短期目标，与东盟四国(柬埔寨、缅甸、越南、老挝)、蒙古、朝鲜及上合组织等国进行合作；5～10年的中期目标，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韩国、台湾地区及新加坡等国进行合作；10以上的长期目标，与日元合作，实现亚洲货币区域化。因此，现阶段加强与东亚、东南亚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合作是人民币区域化战略的主要目标。[6]

　　(4)“强制度”战略

　　人民币国际化虽然在最近几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毕竟是系统性工程，如何破解人民币国际化中的制度瓶颈，也是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何慧刚(2007)根据中国经济的特点，提出了“弱经济―强制度”模式，即在经济实力较弱的情况下，一方面继续保持经济总量的提升和经济速度的增长，另一方面完善国内各项制度，尤其是完善国内货币金融制度，通过发挥制度创新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王华庆(2010)也认为，“强制度”战略在人民币境外需求和自由兑换双重约束下有一定的土壤，即通过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完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建立有效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逐步推行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完善和设计，可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突破。

　　除了上述战略安排外，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的措施。黄梅波和熊爱宗(2009)认为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当务之急是采取措施逐步放开资本账户管制，积极稳妥实现资本账户的可兑换。巴曙松和严敏(2010)主张进行金融创新，加强人民币境外投资规模，拓展人民币国际化运作，发展各种人民币标价的金融衍生工具，减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李婧(2011)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是以人民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为切入点，改善贸易结构，提升国内银行业的服务水平，加快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增强外贸企业的定价能力。[7]

　　三、研究展望及对策建议

　　通过对近期已有文献的梳理与总结，可以看出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学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可行性和必要性，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实施路径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如果纵向考察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机制链条，就会发现我国对于货币国际化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今后我国学者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研究扩展：(1)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中间环节，而忽略了人民币国际化上游和下游的研究，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货币政策的调整以及金融体系的创新与改革需要进一步的关注。(2)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目前的研究更多注重了定性的分析与描述，缺乏规范的实证研究。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利用最新的数据和恰当的计量方法，定量评估境外人民币存量和流量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效应。(3)未来研究中，需要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现实状况，确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关参数，以求得出客观的结论，而不是简单套用西方学者和货币已经国际化国家的经验指标。(4)从研究范式来看，现有研究成果大多是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和研究框架，而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成果相对较少。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结合马克思关于国际货币理论的精髓，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也是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方向。[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