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习文，谢建明《从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看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也指出内藤湖南将中国兵力和财力上的困难作为割舍东北的依据，内藤湖南分析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民族关系，认为中国的版图太大以致在国防上的财政支出力不从心，从而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其现实的着眼点在于满洲：领土过大是累赘，那么割让出去就是好事，即使中国抵抗也无实力，还不如拱手相送。而且，内藤湖南还提出“国防不必要论”他认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应该首先明白，未来二十 年支那绝对没有国防的需要。现在虽然俄罗斯和英国等侵略了蒙古和西藏，但可以说支那没有与之对抗的兵力。即使支那完全放弃国防，被入侵的土地还是有限的，决不至于完全危及国家的独立，这是由列强的均势所决定的。……假如日本或俄罗斯等，有断然使之灭亡的决心，则无论如何也抵御不得。

　　王向远《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新支那论>为中心》指出内藤湖南从中国各个民族的关系，特别是满洲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入手试图为满洲独立寻找借口，要说蒙古、西藏还有土耳其种族，他们本来是在清朝的时候服从支那的，随着自己的势力增强，而生起独立之心，是理所当然的事。不管是蒙古人还是西藏人，他们服从支那，本来服从的是满洲的'天子，只有满洲的天子统一了他们，他们才服从之，所以压根儿就没有服从汉人所建立的国家的意思。在满洲朝廷倒台的同时，所拥有的各异种族的领土随之解体，是当然之事，内藤湖南之所以做这些分析和论证，其现实着眼点是在满洲。

　　葛兆光《边关何处?——19、20世纪之交日本“满蒙回藏鲜”之学的兴起及其背景》指出19、20世纪之交，日本的东洋史学迅速成型，所谓“满蒙回藏鲜”之学迅速崛起，这与日本政界重建国际地位和扩张领土的野心有关，在明治维新之前，鲜少人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但是19、20世纪之交在日本东洋学重要人物内藤湖南等人的推动下，满洲史的研究逐渐有大踏步的进展，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学术调查部。内藤湖南对满洲、蒙古和朝鲜下了很大功夫，曾经搜集了蒙文版《蒙古源流》，在沈阳拍摄了四千余张满文老档的照片，并以此编辑了《满蒙丛书》，内藤湖南对满洲问题的重视与日本当局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李德山《国际史学界对六至九世纪中国东北边疆民族与中央王朝关系史研究述评》谈到由于我国东北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更由于民族与政权及疆域的不可分性，所以自19世纪中期开始，国际史学界对我国东北地区古代边疆民族给予高度重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甚至形成了多个史学团体和流派。日本史学界对我国东北边疆民族及政权的研究，既早又全，研究的触角几乎伸向了每一民族、每一领域，且与近代日本的崛起与崩溃密切相关。明治初年至1945年的早期研究，特点非常明显，就是为满蒙独立以及日本的军事占领寻找历史根据，以配合其“大陆政策”的施行，首先变我国东北为他们的殖民地。因之，日本国内的政客和御用文人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提出了一系列违背史实的主张和观点，内藤湖南就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者之一。

　　钱婉约《历史上的日人来华访书热》提出日本大规模的访书活动是在逐渐走上侵华道路的时代展开的，学术访书往往与政治扩张互相依存。在军部出面的情况下，内藤才得以强行压价买下了黄寺收藏的明代时期写本金字《蒙文大藏经》，内藤湖南对满洲研究热情如此之高并非完全出自个人爱好，日本的中国东北地区扩张政策对内藤的研究有促进的作用，内藤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日本政府。

　　何溥滢《日本收藏满文文献概述》认为内藤湖南是有意识的收集满文文献的第一人，还在日俄战争前夕，日俄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候，内藤湖南就来到俄国势力范围下的奉天进行考察。1905年8月，内藤湖南以日本外务省嘱托的身份，再次到奉天调查史迹与文献，直到这年年底。8月24日，内藤湖南在中国当局办理了拜观许可证，27日就在盛京宫殿崇漠阁看到了“天聪年间的旧档册”，即后来人们所称的《汉文旧档》。内藤湖南利用了同在这里搞文物建筑调查的东京帝国大学二位教授市村攒次郎、伊东忠太带来的木制写真机，由擅长摄影的大里武八郎具体帮助，将档册一页一页地取下来，用“印画纸”在太阳下烤晒录制，以蓝晒图的形式全部录出。这一次调查，内藤湖南还在崇漠阁中发现了《满文老档》，该档册是清太祖、太宗两代历史的详细记录。由于内藤此时已懂得满文，已锐敏地感到这批档册的宝贵价值，七年后，即清朝灭亡后的第一年1912年，内藤湖南与京都大学总长羽田亨博士一起，再赴沈阳，将《满文老档》全册4300页及《五体清文鉴》五千余页，全部照相，将底片带回日本，现收藏于东京东洋文库，这应该看作是日本有意识搜集满文历史文献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