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艺术功能的乌托邦化。在艺术与人的解放之间建立普遍性联系是西方乌托邦美学的重要特征。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席勒受康德美学的影响，提出了“人们为了在经验界解决那问题，就必须假道于美学问题，正是因为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到自由”。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席勒的美学思想，认为“艺术虽然不能改变世界，但它能促进改变那些能够改变世界的男男女女们的意识和内驱力”。通过改变人的意识，艺术为人的现实的、政治的解放开辟通道，因此，“艺术也是解放的承诺”，它“代表着所有革命的终极目标：个体的自由和幸福”。“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将人的解放这个世俗的问题、实践的问题转化为审美的问题、意识的问题，这在实践中是根本行不通的，它只是理论家所创造的一个“神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阐述了人的解放的基础在于对人的基础的解放的思想。只有人的经济基础这个物质力量解放了，人才能从异化的生存状态中解脱出来，进而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而这才是人的真正解放。离开了人的经济基础的解放而去诉诸艺术，毫无疑问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

　　“法兰克福”学派尽管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表示了极大的关切，但是却忽视了对人的经济学分析而转向对人的生理、心理分析，这种错误的转折不仅使他们无法找到人的解放的真正出路，而且也使他们过分夸大了艺术的功能，其理论的政治实践意义如何也是不言自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