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列传》对郭解人生经历和悲惨结局的大书特书正是“借儒形侠”的明显表现。《游侠列传》总共2400多字，真正开始进入人物传写的有1500多字，其中除去对朱家、田仲、剧孟等的片段式记述，对郭解的记叙就达1000多字。很明显，郭解是理解《游侠列传》的关键性人物。他“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少年时的郭解不是在儒家谦恭卑微、温文尔雅的礼教训导中成长的，对此司马迁也没有为尊者讳，如实叙写而已，但其背后藏有深意。长大后的郭解突然收心改性、重新为人了。箕踞者对他傲慢无礼，郭释之为“吾德之不修也，彼何罪”，而且为其免去“践更”，以德报怨;自己姐姐的儿子在与他人冲突时被杀，郭解竟没有像少时那样“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地快意恩仇，而是调查了解事情经过、明白是非曲直后承认“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并且“去其贼，罪其姊子”，主持公平与公正，大义灭亲。郭解居间调停洛阳两家相仇者，功成后却于深夜悄然离去，不使人知，不矜功自傲。郭解行为举止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郭解在他乡“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郭解种种行为几乎达到了“为人谋”要“忠”、“与朋友交”要“信”的儒家为人原则。即使郭解在被追杀的流亡途中，也是“所过辄告主人家”，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以上种种，如果放在儒家礼教范围内去要求一个“君子”、“贤人”，我们不会觉得诧异;但“忠”、“信”、“勇”、“义”、“直”却在一个从未接受过儒家思想规训的郭解身上得到了体现，这就不禁令人深思了。究其因，在于司马迁对郭解———“游侠”身份的价值确定上。班固曾不满地说司马迁是在“退处士而进奸雄”。司马迁的确在“进”和“退”，但“退”的是儒之不堪、或独善其身仅抱咫尺之义，“进”的是侠之高蹈、古直纯朴。儒之种种不堪表达的是司马迁对现实虚伪的反思，而侠之高蹈则是司马迁对激昂侠风的向往，推而广之就是对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游侠”品质的塑造。而这种精神也是渊源有自，我们可以回到“儒”、“侠”文化的分蘖处来看。

　　关于“侠”的来源，各家观点不太一致。有认为“侠”出于儒者。也有说“侠”发源于战国时期的墨家，如鲁迅言“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闻一多说“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游侠了”。还有如郭沫若认为的游侠源于商贾:所谓任侠之士，大抵是出身于商贾，商贾而唯利是图的便成为市侩奸猾，商贾而富有正义感的便成为任侠。

　　比较融通的看法是余英时的“侠”与“士”的谱系说:侠只有社会谱系可说，其直接系统出自武士阶层，而武士则又由古代文武兼包之士分化而来。漆雕氏之儒和“赴火蹈刃”的墨者都不过是古代文武兼包之士之蜕化未纯者，因此和侠有几分表面上的相似。

　　余英时先生在此认为，春秋时期“士”的阶层进行着文武分化。有的“士”闲时耕田，忙时则参与作战，保留原有的习武身份，最终发展为具有尚武、尚勇行为特征的武士，如孔门弟子中非常英勇的子路。“侠”也就在“士”阶层文武分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且具有最高的武士道德水准。同时，“士”阶层的文武分化所形成的另一支则专门从文，“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他们打破了贵族阶层垄断知识的局面，掌握知识，学习“王官之学”(礼乐文化)，以恢复三代之学为己任，“儒”便是其中一类。“侠”和“儒”在后世的发展中也就逐渐成为具有不同文化特征和价值追求的两类人。

　　战国至汉，“侠”已成为令统治者不可小觑的力量。韩非子的《五蠹》曾说“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班固说他们“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东汉荀悦则认为“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他们虽然承认游侠这类人冲州撞府、救人危难的节操品质，但更担心在各修其业的四民之外骈生出的游侠“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成为扰乱社会统治秩序的“德之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