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祖同时的朱家是鲁人，“鲁人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景帝时的剧孟住在洛阳，“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得一剧孟则“得一敌国”，其母亲去世时，从远方来送葬的人有千乘之多;郭解势力影响更大，那些敬仰他的里中少年可为他以躯报仇，为他效劳，还“不使知也”。这些游侠及其带动起来凝聚在他们周围的人已经构成了对统治者的威胁力量。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司马迁深知“游”之“侠”、“侠”之“游”，必定因为游离于现行社会秩序之外而遭到制度的压榨和摧残，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政体中，如何能允许他们的存在?《游侠列传》篇尾“吁戏，惜哉”四字上就凝结着对郭解的无限痛惜之情，因为“游侠”是司马迁被压抑着的理想及希望的闪耀。

　　“游”作为侠情的最终指向，其思想来源可以归结到司马迁的“平民”精神。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曾说:“司马迁虽因为儒家的教育之故，讲缙绅先生的趣味，讲雅，可是他骨子里的精神是平民的。”

　　唯具有“平民”精神的人才可以对皇帝尽嘲讽之能事，对惺惺作态的官僚行揶揄之言。

　　侠的精神之所以能在民间扎根，因为民间是其精神的沃土。一旦自由、正义受到了限制和戕害，侠的反抗精神就会委曲在民间大众的心灵上生存，他们所生活的空间就是“民间”，即后人常说的“江湖”。

　　民间秩序的维护不同于儒家礼教的文化秩序，二者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央专制集权的大背景下，“游侠”和“士人”成为两种文化秩序的代表，一个游离于传统的文化秩序之外，救人之难，不爱其躯;一个因依附王权而进退皆忧。《史记》中有好游侠的汲黯、有“为气任侠”的季布和栾布，他们都没有被写进《游侠列传》，就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统治阶层。所以司马迁的“游侠”的“游”不仅是陈仁子所说的“游者，行也”在地理空间上的游走，更包含了作为一种力量游离于儒家伦理秩序以外的意思。

　　要说明的是，司马迁在对游侠与刺客的情感趋向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就司马迁而言，既然将游侠与刺客分列二传，游侠与其所养之客不能是二而一的概念应该是清楚的。”

　　侠以暴易暴，行的是正义之举，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刺客主要是感知遇之恩。《刺客列传》中写了五个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除了荆轲刺秦王外，其他几人如曹沫劫持了齐桓公、专诸刺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等，主要纠结在个人恩怨上，在境界、眼光、气魄、产生的社会效应上与游侠都有不同。侠重的是正义，刺客是受人之恩，一诺千金。游侠与刺客在义的大小高下上有所区别，在用情上亦也不同。侠情有社会担当，带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和理想追求;刺客亦有情，但更多的是感恩图报。游侠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体现的是崇高、伟岸、壮烈，有普适性、开放性;而刺客铤而走险、意气用事，将自己沦为他人实现某种不可告人目的的工具，其行为和后果取决于施动者的动机，成功与否不得而知，其情有偏狭性、封闭性、保守性。刺客是勇敢的，富有冒险精神。荆轲刺秦壮怀激烈，令百代后世都为荆轲掬同情之泪;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荆柯刺秦又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为华夏民族不能再像战国时候那样混乱割据，数千年的文明需要在统一中求得发展，因而司马迁对荆轲等既怀深情又有节制和保留。

　　《游侠列传》是中国史书上的空谷绝响，后代史家没有再写出类似的游侠传了。虽然后有班固的《汉书·游侠传》，美其名曰“游侠”，但实际上已是游侠的变质———豪侠了，万章、楼户、陈遵、原涉等与司马迁所推崇的“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的游侠已不可同日而语，属于“向者朱家之羞”的“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豪侠之伦，是封建诸侯和地方豪强壮大自己所借助的一股力量。钱穆先生说:“太史公又写了《游侠列传》，为什么后来人不写了，这也因在后代社会上游侠不成为一个特殊力量，却不能怪史家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