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侠情角度分析《史记·游侠列传》
汉初高惠文帝之时,统治者对势力强大的游侠尚未采取强大的打击措施,多半因为刘邦本身就是提三尺剑、以布衣之身取得的天下,他所依靠的是一些游民、游士等身份的人:“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襄,化为侯王,割有齐、楚,跨制淮、梁。”
这些人后来就成了为他出谋划策的智囊、斩将搴旗的武将。至汉景帝时,统治者任用郅都等一批酷吏,对豪侠开始了大规模的诛杀:“(济南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瞷氏首恶,馀皆股栗”。郭解的.父亲也“以任侠,孝文时诛死”。
汉武帝朝任用酷吏充当耳目和爪牙。这些人应和上意,行见知故纵之法,致使大臣们噤声不敢言,人人惶恐自危。郭解之被杀正是武帝禁网严密的表现。同时,武帝听从主父偃的建议,迁徙富人豪强于茂陵,茂陵成为豪强的又一生长地。茂陵秦氏杀原涉季父,谷口豪杰又为原涉杀茂陵秦氏,“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游侠的活动延续到武帝时,基本上一直是沸腾不安的。
随着皇权的集中,禁网的严密,对游侠的管制和打击也逐渐强硬起来。
相较于侠一路而来的被管制、被打击,儒的发展历程就平顺得多。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礼教经孔子集成传至汉代已近千年,先前百家腾涌、活跃鲜明的思想环境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一统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叔孙通为汉高祖立朝仪,使原本“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群臣知晓了臣卑君尊的等级秩序,使布衣天子惊呼“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武帝重臣公孙弘从不敢面折廷争,丧失了先秦儒家“谏诤”的传统。汉代的儒家服务于大一统帝国,依附于皇权,失去了原有活泼独立的个体意识。而言行果断勇敢,赴人厄困不爱其躯,“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游侠与专制集权之间形成了一种力量上的无形角逐。对这种矛盾的紧张较量状态司马迁不但没有进行纾解,反而以述作本身进行了颂赞,他肯定“侠”这类人的存在,凸显他们的个体价值,从而寄予自己的理想。《游侠列传》在黑夜如磐的天幕下,彷如一盏反抗专制、批判黑暗现实的明灯。
三、“游”———侠情的最终指向
《游侠列传》“侠情”之最终指向就是“游侠”中的“游”,表达了司马迁对游侠作为个体与天下大势发生矛盾冲突后的思考。
“游”字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架构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气息。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语,要求学生立志在道,根据在德,凭依于仁,能“游”于艺,即娴熟地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最终得到学习的自由和愉快。庄子“逍遥游”,讲的是个体精神冲破各种客观的限制,游于天地之间,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些“游”的思想源泉,都处在中华文化的形成时期,其构件都是生动活泼的。孔孟庄子时代他们很愿意“游”,很在乎“游”的状态。在专制的文化态势形成前,“游”有实践的空间。到了战国时期,天下大乱、诸侯纷争,游士在动荡中寻求活法,凭借口才之厉、驰骋辩辞、游说天下,此时的“侠”常接受有权有钱者的招致,周游各国,如孟尝君招六万多家任侠者,蓄养死士。至秦孝公时不喜欢人们游,他启用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连逃亡中的商鞅也被挡在“商君之法,无验者坐之”的规定之下。到了汉代,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严密的王朝出现了。在严酷的专制统治中,“游”俨然成为司马迁心头的一种理想。他期盼着严苛的政治体制中有一种力量出现,能在社会的夹缝和专制的刀光剑影中左冲右杀。《史记·索隐》对“游侠”这样解释:“游侠,谓轻死重气,如荆轲、豫让之辈也。游,从也,行也。侠,挟也,持也。言能相从游行挟持之事。”
从游士到游侠,从游走于诸侯国到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独立生存,“游”的主体身份、行走方式都发生了转换,不再唯统治权势的马首是瞻。游侠阶层的存在,构造出不同于现行体制的另外一种社会格局。朱家、剧孟、郭解等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他们以个体的身份穿梭游走在底层社会,构成了一个非儒非墨非商、亦非主流非官方的一类人。在他们身上,种种品德令人叹赏,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赴人厄困、存亡死生、功成而弗居。他们的声名传播四方,在当时当地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他们交游的人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