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高惠文帝之时，统治者对势力强大的游侠尚未采取强大的打击措施，多半因为刘邦本身就是提三尺剑、以布衣之身取得的天下，他所依靠的是一些游民、游士等身份的人:“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襄，化为侯王，割有齐、楚，跨制淮、梁。”

　　这些人后来就成了为他出谋划策的智囊、斩将搴旗的武将。至汉景帝时，统治者任用郅都等一批酷吏，对豪侠开始了大规模的诛杀:“(济南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瞷氏首恶，馀皆股栗”。郭解的.父亲也“以任侠，孝文时诛死”。

　　汉武帝朝任用酷吏充当耳目和爪牙。这些人应和上意，行见知故纵之法，致使大臣们噤声不敢言，人人惶恐自危。郭解之被杀正是武帝禁网严密的表现。同时，武帝听从主父偃的建议，迁徙富人豪强于茂陵，茂陵成为豪强的又一生长地。茂陵秦氏杀原涉季父，谷口豪杰又为原涉杀茂陵秦氏，“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游侠的活动延续到武帝时，基本上一直是沸腾不安的。

　　随着皇权的集中，禁网的严密，对游侠的管制和打击也逐渐强硬起来。

　　相较于侠一路而来的被管制、被打击，儒的发展历程就平顺得多。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礼教经孔子集成传至汉代已近千年，先前百家腾涌、活跃鲜明的思想环境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一统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叔孙通为汉高祖立朝仪，使原本“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群臣知晓了臣卑君尊的等级秩序，使布衣天子惊呼“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武帝重臣公孙弘从不敢面折廷争，丧失了先秦儒家“谏诤”的传统。汉代的儒家服务于大一统帝国，依附于皇权，失去了原有活泼独立的个体意识。而言行果断勇敢，赴人厄困不爱其躯，“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游侠与专制集权之间形成了一种力量上的无形角逐。对这种矛盾的紧张较量状态司马迁不但没有进行纾解，反而以述作本身进行了颂赞，他肯定“侠”这类人的存在，凸显他们的个体价值，从而寄予自己的理想。《游侠列传》在黑夜如磐的天幕下，彷如一盏反抗专制、批判黑暗现实的明灯。

　　三、“游”———侠情的最终指向

　　《游侠列传》“侠情”之最终指向就是“游侠”中的“游”，表达了司马迁对游侠作为个体与天下大势发生矛盾冲突后的思考。

　　“游”字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架构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气息。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语，要求学生立志在道，根据在德，凭依于仁，能“游”于艺，即娴熟地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最终得到学习的自由和愉快。庄子“逍遥游”，讲的是个体精神冲破各种客观的限制，游于天地之间，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些“游”的思想源泉，都处在中华文化的形成时期，其构件都是生动活泼的。孔孟庄子时代他们很愿意“游”，很在乎“游”的状态。在专制的文化态势形成前，“游”有实践的空间。到了战国时期，天下大乱、诸侯纷争，游士在动荡中寻求活法，凭借口才之厉、驰骋辩辞、游说天下，此时的“侠”常接受有权有钱者的招致，周游各国，如孟尝君招六万多家任侠者，蓄养死士。至秦孝公时不喜欢人们游，他启用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连逃亡中的商鞅也被挡在“商君之法，无验者坐之”的规定之下。到了汉代，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严密的王朝出现了。在严酷的专制统治中，“游”俨然成为司马迁心头的一种理想。他期盼着严苛的政治体制中有一种力量出现，能在社会的夹缝和专制的刀光剑影中左冲右杀。《史记·索隐》对“游侠”这样解释:“游侠，谓轻死重气，如荆轲、豫让之辈也。游，从也，行也。侠，挟也，持也。言能相从游行挟持之事。”

　　从游士到游侠，从游走于诸侯国到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独立生存，“游”的主体身份、行走方式都发生了转换，不再唯统治权势的马首是瞻。游侠阶层的存在，构造出不同于现行体制的另外一种社会格局。朱家、剧孟、郭解等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他们以个体的身份穿梭游走在底层社会，构成了一个非儒非墨非商、亦非主流非官方的一类人。在他们身上，种种品德令人叹赏，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赴人厄困、存亡死生、功成而弗居。他们的声名传播四方，在当时当地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他们交游的人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