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强大是社会地位上的，除此之外悲剧主人公在精神上占有强势地位。古希腊悲剧中主人公面对强大的阻力展现出坚不可摧的意念。他们具有超凡的个性、超人的意志、炽热的情感和崇高的品格。“悲剧主角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成长，他们的全部生活都被集中在一个目标一种激情一次冲突或一次彻底失败之中，他的性格和剧中展开的场面都经过高度的集中变形或夸张，比起与之类似的现实更富于情感和表现力。”[2]

　　安提戈涅为了埋葬波吕涅克斯，敢于违抗国王克瑞翁的命令。这种崇高无畏精神在后世优秀的悲剧中也随处可见。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欲杀死克劳狄斯为父亲报仇，却或间接或直接害死自己的心爱之人和她的父亲，最终也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连续激烈的交锋中，哈姆雷特历经亲情爱情友情的灾难，依旧不改复仇的初心。正是在灾难面前，阳刚勇敢和坚毅执着的悲剧主人公激起了观众内心的恐惧和怜悯。

　　所以在面对悲剧主人公的遭遇时，“主人公宏达壮观的形象逼使我们感到自己的无力和渺小”[3],观众自然而然会产生恐惧和崇高感。这种对英雄的崇拜和对英雄遭遇的怜悯和恐惧，使观众内心情感达到顶峰。

　　(二)虚构情节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悲剧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其内容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可以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创造和激化矛盾。悲剧则将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冲突或矛盾事件集中在一起，剧情的“陡转”使悲剧英雄面临非一般的灾难和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每一个观众都能从同一悲剧中观照现实的自己。所以在演绎或放映悲剧的剧场中会存在一种悲伤的氛围，但是台下的观众各有各的悲伤。因此观众怜悯主人公就是在怜悯自己，恐惧感是观众对未可知东西的一种自然心理反应。

　　观众害怕这些可怕恐怖的事件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但是观众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个体，观众有自身的主体性而且知道悲剧的虚构性，所以恐惧怜悯的情感很快就会消失。相反，沉溺于悲剧营造的恐惧不安的情感中，将自己纠结在主人公复杂的情感中不能自拔，只能让自己陷于无谓的痛感中。以《俄狄浦斯王》为例，在众多世事巧合下，俄狄浦斯弑父娶母。观众轻易可以感受到悲剧英雄的悲哀和痛苦，同时也清晰地知道现实中弑父娶母的荒诞性。观众在借主人公的经历观照自己的人生经历时，会唤起共鸣，但戏剧与现实生活的区别，又让观众能够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当然大部分的观众都能做到这一点。

　　审美距离是否适中，对欣赏悲剧有着重要的影响。优秀的剧作者在创作时不仅会考虑到情结与现实的关系，而且能认识到主人公与个体观众的联系。虚拟的剧情和现实具有相似的地方，主人公和个体观众有类似的遭遇，这都拉近了个体观众对悲剧的情感体验。相反又能防止个体观众对悲剧无距离的沉迷。剧作者创造的审美距离使个体观众能与舞台上的悲剧保持适中的审美距离，这使个体观众既能体会到主人公的情感状态，又不至于沉陷其中不可自拔。从而使欣赏悲剧的观众情感达到一种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状态，这种状态不是静止的片段式的，而是动态的有过程的。从悲剧高潮获得的恐惧，是人在外界强烈刺激下的生理的自然反应，是情感的高峰体验。同情感，是观众作为社会成员所形成的对他人的认识，具有社会性。生理性和社会性，感性与理性的双层作用使观众的内心情感体验系统化整体化，改变长期现实社会生活所带来情感的混沌状态，从而获得内心的净化。

　　二、观众自身的能动性

　　艺术作品的存在价值是由作为欣赏主体的人决定的。因此在欣赏作品时除考虑创作者的因素，还要认识到接受者本身的影响。“欣赏者对于欣赏事物的态度通常分为‘旁观者’和‘分享者’两类，‘旁观者’置身局外，‘分享者’设身局中，分享者往往容易失去我和物应有的距离。”[4]

　　悲剧是一种感染力和冲击力较喜剧更强的一种作品形式，观众在欣赏舞台上的悲剧时很容易被主人公的遭遇感染。

　　这时悲剧的“分享者”就丧失作为独立主体的理性，失去欣赏的美感，进入对现实灾难的恐惧当中。相反，“旁观者”却能以理性的态度去欣赏悲剧的壮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