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鉴赏艺术作品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接受者的作用，因为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艺术创作是一种生命的体验者，接受主体便是体验的二度阐释者。“所谓的二度阐释，其价值绝不在创作行为之下……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观众和听众是艺术家原体验的二度阐释者，但他们对艺术品的接受不是机械的被动接受，他们的艺术接受过程正是艺术家原体验的接受与升华。”[5]

　　在探究悲剧的净化作用时，不能忽视观众的主观能动性。

　　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也就是说在面对悲剧激发的恐惧和怜悯，观众并不是完全接受这些情感带来的负面作用。

　　在悲剧欣赏的过程中，观众全身心的投入到剧情中，与悲剧主人公共同经历世事的变换。里普斯在《移情作用、内模仿和器官感觉》一文中认为，“审美移情”的目的是“引起自我的活动”[6].剧场中的观众不是演员，更不是主人公，不可能完全体验悲剧主人公的遭遇，但是可以激起情感的共鸣。在这一情感变化过程中，观众的内心情感经历恐惧怜悯。观众对主人公的怜悯和同情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怜悯。剧本并非与现实生活完全重合，加之每个人都有自我优越感。“对悲剧主人公的怜悯给自己虚弱的内心造成一种映衬，形成一种缓冲，从而体验到一种优越感。”[7]

　　人的本性有一种优越感，即认为自己比他人优秀。欣赏悲剧是观众内心独自与主人公交流。面对遭遇灾难的非现实的主人公，观众很容易升起内心深藏已久的优越感。作为个体，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面对灾难都存在一种侥幸心理，即认为灾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相对于他人较小。也就是说悲剧情节反转和主人公的悲惨，对于现实的观众来说有很大可能不会发生。

　　这种自我安慰的心理，缓和了悲剧带来的恐惧和害怕感。对悲剧聚精会神的审美观照，意味着审美主体相应的自我活动倾向的解放与实现，是观众自我经验与非自我经验(悲剧主人公的经验)在潜意识中的交流。这种交流的可以舒缓不安恐惧怜悯等情绪，从而达到净化内心的目的。

　　悲剧主人公的经历容易激起观众的同情和怜悯，并轻易唤醒观众道德情感。道德同情常常消除距离，从而破坏悲剧效果。所以欣赏悲剧需要适当的调节。观众与主人公平行活动，体味主人公的跌宕人生。这种悲剧未必是观众的亲身经历，但观众把自己能真真切切的体会到这种痛感。悲剧的快感让观众达到情感的高峰状态。马斯洛认为，“高峰体验是人的一生中最能发挥作用，感到坚强自信，能完全自我支配的时刻”[8].处在高峰体验状态中，主体进入一种自由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中，主体摆脱外在环境的异己性，也不在局限于以某一单维的心理功能去应付环境;他的内在潜能不在彼此阻隔或彼此消长，而真正获得了全面实现，进入一种“无为无不为”的境界。当悲剧主人公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或灾难降临时，观众就会达到情感的高峰状态，也意味着欣赏悲剧进入到一种极致状态。

　　这时观众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悲剧英雄非凡的意志，摒弃对剧情和剧本反面人物或社会环境的谴责。高峰体验带来的酣畅感和高度的共鸣缓和了观众内心的恐惧、悲哀、紧张和不安。

　　高峰体验并不影响观众的主体性。作为艺术的接受者，观众在欣赏悲剧的同时，也在是悲剧的二度阐释者。二度体验不是那么简单，欣赏者在欣赏阶段所产生的审美体验是不完全等同于艺术家的原初体验的，它比原初体验要更为复杂。观众的情感体验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重复、符合悲剧作者原有的意向或意图，而是新的情感体验。所以观众不仅能够体会到悲剧英雄的不幸、痛苦，还能获得高峰体验所带来的内心的净化。二度阐释的过程是高峰体验的回落过程，它不是急剧回落而是慢慢平缓，最后观众的情感归于一片宁静。这是观众拥有感性和保持理性的结果。适度的心理距离，能够调节观众的情感状态保持健康的情绪，不至于陷入悲剧的不幸以致不能自拔。

　　三、结语

　　悲剧的净化作用，来源于激烈情感的刺激，悲剧情节的跌宕刺激了观众的情感的强化。由开端、发展、高潮到结尾，观众的情感由平淡一步一步激化从而达到极致的状态然后慢慢的沉静，整个情感经历的大起大落，必然带来内心的畅快。这整个过程犹如决堤的洪水一泻千里。观众情感平复时会陷入一种沉思的状态，是意识对自身心理状态的反向把握，是观众将自己的内心世界作为客体来把握。重新审视自己的过程是一种对内心的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