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的生活方式中的矛盾，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在贫苦中磨练过后得到很多技能的平凡人，他并不是一位天命所定的圣人。这种苦难的历练没有使他颓废，而是使他展现出一种能够不介意出身而重视端正自己心态的儒者风范。同时可以看到，孔子并不是一个迂腐的学究，而是一位熟知礼仪制度且能根据实际条件变通的智者。然而正是这一会受制于客观条件的事实，更证明了孔子只是一个凡人，一个端正自己以教导学生的平凡老师，一个重视礼仪但更重视内心真实情感的知识分子。

　　二.言语方面的矛盾

　　关于言语，孔子明确地提出了“讷言”的主张。孔子说君子应该做到“慎于言”（《学而》），并且“欲讷于言”（《里仁》）。他甚至表示他一生孜孜以求的“仁”在言语方面的表现是“其言也”（《颜渊》），而且认为为政者应该“不以言举人”（《卫灵公》）。

　　孔子肯定“讷言”的同时，还坚决反对“巧言”。《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对于“巧言”的评价共有四处――《学而》篇说“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篇同；《公冶长》篇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卫灵公》篇说“巧言乱德”。孔子多次批判“巧言”，可见他对于花言巧语是非常反感的。这种对“巧言”反感的态度正与孔子对“讷言”、“慎言”肯定的态度相对应而达成一致。可是，孔子在实际操作上，并没有完全实践“讷言”、“慎言”的观点，存在着矛盾之处。

　　一方面，孔子自己不能完全做到“讷言”。首先，孔子的语言常富有辩证色彩。比如，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能否兴邦或灭邦的问题，孔子都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子路》）回答，并辩证地分析一言兴邦或灭邦的不同条件。如此正反辩证论述，令人很难找到攻破点。第二，孔子常常能用巧妙的语言应对各种刁钻的问题。比如说，宰我问孔子，是不是告诉追求仁德的人“井有仁焉”，那人就会跳下去。这可以说是针对孔子的理念提出的难题，因为在孔子看来“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回答应该跳则显蠢，回答不应该跳则似贪生怕死不敢为仁献身。孔子却转换角度，说不应陷害君子、愚弄君子，使宰我所问的情况失去了发生的可能性，其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孔子对于他人的评价也有违背“讷言”标准的时候。孔子在接见蘧伯玉派出的使者时，问使者蘧伯玉在干些什么，使者的回答是“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宪问》）。这样的回答确实高明：既实事求是，又没有折损蘧伯玉的面子。闻使者之言不由让人想到蘧伯玉坚持不懈提升自我的过程，虽然还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其行为值得称赞。使者这么高明的言语与孔子“讷言”的标准相去甚远，可孔子还是忍不住要赞叹“使乎”，好一个使者。

　　而对使者的评价，孔子没有遵循“讷言”的标准。他为这位使者重设标准的原因是这位使者有三大优点：一是诚实，二是为人谋而忠，三是有超出常人的智慧。孔子所斥责的巧言之人，是阿谀奉承、居心叵测的那类人；他肯定的讷言之人，正是不以巧言为伪装而隐藏自己不良用心的人。因而，孔子肯定“讷言”、反对“巧言”，并不是肯定没有口才本身，也不是否定口才好本身，而是赞同不用口才强辩掩饰，他最注重的是心善。

　　孔子在言语方面表现出来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是思想标准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确实，孔子是一个平凡的人，有时不能做到自己的要求，偶尔也会设定双重标准。然而，这不表示孔子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人，只能说孔子关于对言语要求的言论没有深入地论述，他只是一再强调心善的一种表现方式――“讷言”，这是孔子言论上的漏洞，也证实了孔子是一个平凡的而非完美到无懈可击的人。但换一个角度看，孔子又是一位重视内在修养的品德高尚者，一位善于“传道受业解惑”的老师，一位口才好且正直的从政人才。

　　《论语》中，孔子表现出来的矛盾远不止以上所述两点。比如说天道观的矛盾、对管仲评价的矛盾以及出入世的矛盾等，因前人已论及，本文不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