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们将沙陀人与粟特人合称为“沙陀三部落”，可见其关系至为密切，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融为一体。如安叔千，“沙陀三部落种也”[7]；安仁义，“沙陀人”[8]；康义诚，“代北三部落人也”[9]；米志诚，“沙陀部人”[10]；等等。安叔千、安仁义、康义诚、米志诚，从其姓氏看，显然为昭武九姓胡人即粟特人，而史籍却将他们“沙陀三部落人”、“代北三部落人”、“沙陀部人”、“沙陀人”，可见代北地区的沙陀人与粟特人已融为一体。但是，据笔者所见到的，“沙陀三部落”称呼的出现，最早在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旧唐书》（以下简称《旧书》）卷一六一《刘沔传》云：

　　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

　　而“沙陀”以部族名出现，最晚在玄宗时就见诸记载，《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云：

　　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此为刘涣凶逆，处置狂疏，遂令此蕃，暂有迁转。今刘涣伏法，远近知之，计沙陀部落，当自归本处。

　　刘涣“凶逆”“伏法”一事，在开元二十二年（734），下至文宗开成年间，至少已有102年，即在“沙陀三部落”称呼出现的一个多世纪以前，沙陀部族已经形成。因此，可以说沙陀部族中融入了粟特人的成分，但却不能以此证明粟特人是沙陀的族源，至于汪古人自称为沙陀人的后裔，也只能说是一些达靼人或回鹘人加入了沙陀民族共同体[11]，同样不能说明他们是沙陀人的族源。

　　第二、回纥人是沙陀的族源亦值得怀疑。

　　所谓回纥人是沙陀的族源，依据主要是以下几点：

　　1、沙陀人将拔野古奉为始祖。

　　2、《旧史》卷二五《唐武皇纪》中有“太宗平薛延陀诸部，于安西、北庭置都护属之，分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的记载。

　　3、天宝初，沙陀酋长骨咄支担任了回纥副都护的职务。

　　4、吐蕃将沙陀看作是回纥人。

　　然而第1、2条材料，欧阳修已予以驳斥，云“其说皆非也”，“朱邪，部族之号耳，拔野古与朱邪同时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时，未尝有沙陀府也”[12]。朱邪既为“部族之号”，当不能说与拔野古为“同时人”。实际上拔野古亦为部族之号，应该说拔野古与朱邪为同时部族。突厥汗国衰落后，回纥成为漠北的霸主，势力并影响到西域地区。《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五年十二月庚午条云：

　　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于回鹘以奏事，故与之连和。……又有沙陀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及三葛禄（胡注：三葛禄，葛逻禄三部也）、白服突厥皆附于回鹘。

　　《通鉴》所记虽为贞元间事，但沙陀、北庭与回鹘之间的如此关系，并不始于贞元年间。《旧书》卷四○《志》安西大都护府条云：

　　上元元年，河西军镇多为吐蕃所陷，有旧将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府，二镇与沙陀、回鹘相依，吐蕃久攻之不下。

　　此上元元年，为肃宗年号，即公元760年。但这仍不是沙陀“附于回鹘”的开始。回纥从开元年间就开始强盛，天宝初年，葛逻禄一支臣属回纥，并成为其属部之一，沙陀亦当在此时“附于回鹘”[13]。所以骨咄支兼任回纥副都护，只能说明沙陀人依附于回纥的事实，却不能成为回纥为沙陀族源的证据，况且如前所述，天宝时沙陀部族已经形成。至于吐蕃将沙陀看作是回纥人，同样也只能说明沙陀依附于回纥年代久远，彼此结成了密切的关系[14]，而不能证明回纥是沙陀的族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尽管沙陀部族中有不少粟特人、回鹘人以及达靼人等成分，但只能说这些部族加入了沙陀民族共同体，而不能说明它们是沙陀的族源。正如大江大河从源头流出后，在形成过程中汇入许多支流一样，沙陀族在形成过程中，除它的族源外，亦融入一些其他部族成分，最后组成了沙陀民族共同体。

　　那么，沙陀的族源究竟是哪个氏族或部落呢？我们再仔细品味以下两条材料：

　　《新书·沙陀传》：

　　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