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金满州都督府“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龙朔二年为府”[39]，隶北庭都护府。轮台，在今乌鲁木齐市北部的米泉或昌吉境内；北庭都护府，治今奇台西部，两地距离空格斯流域分别约有1200里到1400里。当然，隶于北庭都护府的羁縻府州有较此更远者，如双河都督府、阴山州都督府等，但从史籍记载的情况看，似乎金满州都督府距离北庭都护府治所的庭州并不太遥远（详见下）。

　　岑仲勉先生说，处月“与沙陀是二非一”，即沙陀人住地与金满州都督府不在一地，我们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理由是，自沙陀金山起，金满州都督一直由沙陀人担任，很难想象，沙陀人担任都督的金满州都督府却在他们住地的千里之外。

　　然而，史籍中所载的沙陀人的居住地也着实令人费解，若以博格达（即沙畹所谓博克达(Bogdo)，又作博格多）山为唐金娑山，则博格达山南（阳）为唐西州，尽管在今吐鲁番（即西州治所）出土文书中，有“沙陀口”的字样[40]，但并不能说明此处有大批沙陀人聚居，恰恰相反，这里是西域地区汉人和昭武九姓胡人集中居住的地区。况且，这里也无“大碛”存在。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新书·沙陀传》中所描述的沙陀人居住的方位产生怀疑。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地图集》第五册将“沙陀碛”标记在准格尔盆地南部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带，这里位于博格达山脉北部，唐蒲类海及蒲类县西部。虽然不尽合“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的记载，却也在此周围地区。唐朝距离现在虽已经过了1000余年，自然地理、地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似乎不至于使一座大沙漠从“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而飞越至金娑山之阴，蒲类之西。所以，笔者认为，《新书·沙陀传》虽然记述“沙陀碛”在金娑山、蒲类一带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方位上却是不确的[41]。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氏考证，处月部的住地是在今“轮台县以东，金满县以西，即正如《皇舆西域图志》所推测的那样，是在博格达山的北麓地带，尤其是在靠近乌鲁木齐的地方”[42]。松田氏提出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本世纪前半期发现的《西州图经残卷》中的一段记载：白水涧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足水草，通马车。”西州交河县，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约5公里处，乌鲁木齐正好在它的西北方向。但是，《西州图经残卷》没有讲清交河县距离“处月已西诸蕃”有多远。《中国丝绸之路辞典》对金满州都督府的解释是：“……因唐朝的庭州为汉朝的金满，故金满州都督府应即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的北庭古城周围。”[43]它恰恰符合松田氏所说的“博格达山的北麓地带，尤其是在靠近乌鲁木齐的地方”的方位。如上所述，沙陀为处月部的一支，金满州都督府与沙陀的住地应在一处，因此松田寿男所指出的处月部住地和《中国丝绸之路辞典》所说的金满州都督府的位置，当即沙陀人最初的居住地。

　　即便如此，沙陀人早期的活动地域也经历了几次迁徙。

　　先天初年，沙陀人为避吐蕃，迁到了北庭。见上引《新书·沙陀传》。

　　开元二十二年（734）前后，沙陀人一度迁到了伊州。前引张九龄《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载其事云：

　　敕伊州剌史、伊吾军使张楚宾：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此为刘涣凶逆，处置狂疏，遂令此蕃，暂有迁移。今刘涣伏法，远近知之，计沙陀部落，当自归本处。卿可具宣朝旨，以慰其心，兼与盖嘉运相知，取其稳便。丰草美水，皆在北庭，计必思归，从其所欲也。卿可量事安慰，仍勿催迫。

　　沙陀人因“刘涣凶逆”而“迁转”至伊州界，想必是刘涣在“凶逆”之时对他们进行了迫害。不过，沙陀人似乎在刘涣“伏法”后不久就又回到了北庭，因为“丰草美水，皆在北庭”，所以有肃宗上元年间安西、北庭与沙陀“相依”之事。

　　当然，沙陀是一个游牧，他们活动的地域流动性大，在西州也留下他们活动的痕迹，如前引吐鲁番（唐西州高昌县）出土的武周时期（690—704）的文书中，有“沙陀口”的字样。这样，沙陀人早期的活动地域，大体以北庭为中心，包括西州、伊州以及瓜州等地在内，即今新疆准格尔盆地南部至吐鲁番、哈密及甘肃西部一带。这里虽然处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即“沙陀碛”地带，但在沙漠周围却也有一片片绿洲，沙陀人就在这一片片绿洲上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一个叱咤风云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