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末，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唯物主义在这种斗争中最终战胜了唯心主义，所以必须从各个时代的阶级斗争中去考虑每个哲学体系和哲学思想上的斗争。日丹诺夫的这个定义基于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论述而加以发挥，并把它推广到了整个哲学史。由于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又与历史上的进步阶级和落后阶级联系起来，思想上的斗争就变成了政治的斗争。在恩格斯那里离现实最远的哲学在这里变成了离现实最近的政治的斗争，哲学问题消失在了政治问题里。

　　阶级性和党性，本是政治概念，主要是共产党的组织理论中的概念。其实，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与“十二月派”、“经济派”、“孟什维克”、“造神派”等进行辩论的文章。他不是为思想学术界写的，而是为党内同志写的，写成后也不是作为哲学论文发表在国际公认的哲学杂志上。他谈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为的是要波格丹诺夫等布尔什维克，别去追求时髦的哲学流派，应该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这本来是为党内进行思想清理而对党内同志的要求，却被日丹诺夫等扩大为对一切有思想的人的要求，把哲学变成了政治学。新中国成立后，受日丹诺夫定义的影响，我们也坚持着哲学的党性原则，把列宁的党内斗争扩大到了党外，扩大到一切哲学都有党性，一切都是党性斗争，其中“路线斗争”是最大的捍卫党性原则的斗争，结果用政治代替了哲学。

　　由于政治本身是一个实践性的艺术，它一定会应用在公共领域。党性哲学的重点也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一点被认为比认识世界更重要。马克思1845年在布鲁塞尔写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曾指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他的意思是唯物主义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方面赶不上唯心主义。可惜这样的思想没有得到发展，却把唯物主义往实用性、机械论、宿命论、决定论方向赶，淹没了偶然性、能动性之类的价值。《提纲》中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的思想却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更为重要。列宁就进一步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认为只懂得马克思的解释世界的认识，“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一半”，另外一半是更重要的，那就是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都包括在内。理论在这里具有了极强的目的性和应用性，哲学成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即便如此，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尊重客观世界的现实和规律的情况；忘记了量变到质变的步骤和过程；也不顾历史唯物主义阐明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在经济基础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以为用行政命令、个人愿望、革命意志就可以改变经济基础，而不是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忽略了斗争性和同一性的辨证关系，强调疾风暴雨式的暴力和斗争。盛行于此时的哲学的党性原则成为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任何人也不敢逾越的雷池。

　　哲学的党性原则更是研究哲学史的基本原则。1957年1月22日－2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有100多位来自国内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哲学家、主要是哲学史家参加。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史领域的一件大事，2007年北大哲学系举办了此次会议的50周年纪念活动。在57年的这次会议上，争论双方在坚持这条原则上是一致的。五十多年过去了，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条原则主要是实践哲学的原则，是一条政治原则，而不是具有普遍和抽象意义的哲学原则。其实，用党性原则来指导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当时就遇到了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困难。如朱伯昆先生在会上就提到：

　　有人曾经认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农民是被剥削的阶级，因此反映农民的哲学观点，应该是唯物主义的。但实际上并不然。例如，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家，相信上帝，总不能说，他们在世界观上是唯物主义者。又如，先秦道家的思想，老子、庄子的学说，不相信上帝和鬼神，提出“天道自然”，反对目的论，应该说是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但他们（尤其是庄子）的社会政治观点，却强烈地反映了没落贵族的情绪，显然是代表当时没落阶级的利益。与此相反，孟子在社会政治上发表了许多有利于当时新兴封建势力的言论，但他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却相信“天命”，讲神秘主义，主张神权政治。怎么说明这些历史事实和哲学发展规律的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