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以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则发现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社会的物质生活制约着社会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在这种生产中结成的各种生产关系。哲学等观念形态的意识形式处于被决定的地位，但它们对经济基础有一定的反作用，虽不是决定作用。恩格斯在进一步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时，阐述了国家、法律、政治、哲学、宗教、文学等上层建筑距离经济基础的远近，并认为哲学距离现实的经济基础最远。他是这样表述的：“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 他还称它们为“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等。宗教需要想像、艺术需要形象，而哲学是用纯粹概念进行的思维活动，它指向自身和对象世界的一般或普遍之物，所以离经济和政治现实最远，它不能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

　　当哲学后来与党性、阶级性结合在一起，哲学上的争论变成为两个党派之间的斗争时，则将哲学争论等同于政治的斗争，使得哲学和政治的关系模糊起来。所谓哲学的党派倾向即哲学的党性，指任何哲学家、哲学派别无不分别隶属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两个对立的基本派别或阵营。这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明确提出的原则。列宁说到：

　　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繁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最新的哲学像在2000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

　　列宁认为，动摇于二者之间的折中主义，是二者的混合物，没有超越二者的对立，它不是倒向唯物主义就是倒向唯心主义。任何哲学都有自己的党性。这两个党派的斗争贯穿于全部哲学史。

　　哲学上的派别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则引申出了哲学的阶级性。本来，哲学上的派别斗争是围绕着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这个中心而展开的。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是一种政治的斗争，是围绕着政权、社会制度这一中心而展开的，这种斗争同社会经济基础、物质利益直接相关。这两种斗争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有些哲学有阶级性，但不是哲学谱系中的重要部分。哲学派系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又分历史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也有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之分。事实上，哲学流派的出现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如当时哲学思想的实际状况、哲学家本人的复杂经历，以及那个时代是否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大哲学家、当时整个思想家面临的任务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等等。仅仅用当时的政治的斗争形式和阶级对比状况来解释当时的哲学派别，必然导致简单、肤浅的结论。但党性原则却将哲学上的争论与阶级斗争简单化地处理为一个斗争，把哲学上的路线斗争化约为阶级斗争。党性原则的逻辑推导是：历史上进步的、革命的阶级一般以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理论武器；而落后的、反动的阶级一般以唯心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理论武器。如同不存在超党派的哲学一样，在阶级社会中，也不存在超阶级的哲学。当阶级斗争表现为政治的斗争时，体现为党性。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所以哲学的党性与阶级性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在列宁看来，有两种形式的党性斗争：一是工人阶级夺权的斗争，二是工人阶级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言人混入工人阶级队伍，从内部腐蚀工人阶级而引发的斗争。这种做法甚至达到了资产阶级从外部进攻无产阶级都达不到的效果。列宁的党性原则更多地是指第二种情况。因为无产阶级的节节胜利迫使资产阶级采取另外的策略，如利用内部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表现为左倾就是修正主义，表现为右倾则为教条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斗争也是哲学有党性的表现。列宁的言论导致了党内不断搞清洗，以确立列宁主义的主导地位。列宁认为那些机会主义者用马列的言论掩盖了马哲的灵魂和精粹，以至提出不再搞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等言论。

　　列宁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时间是1908年，将近40年后，哲学的党性原则变成了对哲学史的经典定义。1947年6月24日前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主持召开了苏联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哲学史讨论会。日丹诺夫指责《西欧哲学史》的作者亚历山大洛夫没有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他给哲学史下的定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