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将哲学的党性原则应用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时遇到了种种障碍，无法合乎逻辑地解释中国历史上很多哲学家的思想，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与会者几乎都是把它当作正确的思想来接受的，争论也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的，大家都担心犯“原则性错误”。于是在这条绝对不能违背的原则下，争论只能是尽量为唯心主义说点好话；在一味强调斗争性的情况下，为同一性进行点申辩。限于当时特殊的政治语境，与会学者们不可能从学术的高度去阐述哲学的性质及其繁荣的社会条件，为哲学的纯粹性进行辩护，而是受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的约束。虽然贺麟先生在会上提到“学术真理，一方面可以为某一特定阶级服务，被其利用，另一方面它有其本身的价值。”但这些珍贵的思想在那种一边倒的气氛下是不能引起人们重视的。

　　用哲学的党性来代替纯粹哲学的探讨，是用政治来代替学术，使得哲学意识形态化，也使得正常的学术探讨难以开展，学者们难以适从。郑昕先生下面这些话可以反映他们当时十分复杂而窘迫的困境：

　　我们既是唯物主义者又是唯心主义者；在公开的场合是唯物主义者，在书斋里是唯心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唯物主义者，在学术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这是我们的矛盾。

　　隐藏着的唯心主义思想和公开的政治热情，“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不相搅。

　　在这里，“政治正确”与个人的学术追求形成如此尖锐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由于政治的压力，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们只能丢弃自己熟悉的方法，用他们并不擅长的另一种理论去研究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判教性处理离它的本来面目已经越来越远，既反映不了历史上的哲学状况，也难有真正的哲学创见。为了显示党性哲学的真理性而限于简单地宣传和鼓吹，也无法真正地丰富和提高中国哲学的研究。

　　哲学的党性只是哲学在政治领域具体应用的结果。除此之外，哲学更是对智慧的追求、对人类生活的总的反思，即哲学应具有纯粹性。哲学家的任务，是从事思想事业，关注一些具有永恒意义的抽象概念问题，而政治家的任务则是从事全部公众关心的具有短暂利益的具体问题。哲学认识也有别于来自实践的经验认识，和与实践有一定的关系的科学认识，它是用范畴、概念显示自己的智慧。哲学认识的对象终究是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以思辨的方式对其进行认识，通过这种思辨使人类精神走得更远、更高、更深。这样的认识，与政治上的阶级性、党性不相干，因为阶级和党只是历史和世界中的一小部分，属于哲学的特殊的具体运用方面。在1957年的讨论会上，郑昕先生就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低调哲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康德哲学是‘高调哲学’，是‘安身立命’的。”可以说，认识愈是不受阶级、党、利益的干预，也就愈具有客观的普遍性，也即愈具有哲学深度。有阶级性和党性的哲学，主要是政治学，即使是哲学，那也至多只能说是哲学谱系中的一种类型，属于应用哲学。如果把这种特殊性变成哲学的普遍性，那就是将一个高价值的追求让位于实现具体目的的低价值追求，降低了哲学的目标。

　　哲学是智慧游戏，人、精神、世界这些最普泛、最一般的事物是哲学的直接对象。时代呼唤哲学的发展，哲学的发展需要宽容、自由的土壤和空气。用政治代替学术，或用某一种思想限制学术活动，给学术探讨套上紧箍咒，将永远产生不了真正的哲学。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中，任何学说都不应追求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在青年时代说过，大自然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的花朵，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你怎能只讲一个声调呢？政治的斗争代替哲学探讨，哲学被当作政治的工具，是对哲学追求真理的严重阻碍。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为学术而学术、为自由而自由的深层学术追求，就难以形成独立研究的风气，产生不了有卓越贡献和国际影响的哲学家、哲学思想和哲学流派。黑格尔讲“精神的领域是自由的领域”。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它需要摆脱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需要学者的潜心思考、研究，还需要宽容、自由、允许争鸣的社会环境，提升其理论探索的纯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