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加清晰地使用这一概念去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cf.MarxEngelsWerke，Bd.^，S.83;参见第4卷，第1版，第94页）：个别性只有在一般性意义上被认同才是有效的，否则少、慢、差、费也在创造着劳动价值，这种一般性的认同程序自然地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但是，这只是劳动价值概念的一部分内容，另一部分内容取决于劳动者的生存成本（同样以劳动价值来衡量）。（cf.Bd.II/1.1，S.72;参见第30卷，第84-85页）劳动者获取的报酬(部分劳动时间）,不是以其创造的价值（全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以其生存成本（部分劳动时间）被支付的。两者之间的`差价构成了能够被异化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或者积累劳动）。
剩余劳动的情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并且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剩余、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直至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并不缺乏这样的例子。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和支配，并且是在原则平等、公平交易的理念中进行的。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个人自主活动变为被动活动，对象化了的劳动变为被异化了的劳动一这是从劳动者一方来说的被异化现象。从劳资双方来说，或者从资本主义经济交往关系中的个体来说，人们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出自于个人的自由意愿，这是一种自主行为；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共同体，从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又形成了规律性，具有必然性，超出任何个体的可控性。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涉及到个体在经济交往活动中的自主性与异己性问题：经济规律作为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存在，是个体不得不受其约束的力量，它们对于个体来说具有偶然性。这一思路的发展,就是个人的自由交换行为与客观的、异己的规律性问题，例如难以为个人所预料、所抗拒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金融危机（信贷过度）。但是，这一必然性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制约与普遍原则的制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不可同日而语。
简言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从以下几个不同层次涉及了经济交往关系中个别性与一般性的关系：第一，现实中个体、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第二，意识到了的伦理关系及其困惑；第三，个人自主行为与其社会结果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
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在第一个层次上区别了至今在一切文明社会经济交往关系中存在的博弈关系(各自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劳资双方中形成的博弈关系。正是对这第一个层次的认识，将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们区别了开来。同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第二个层次上将一般经济交往关系中参与博弈双方的道德责任（贱买贵卖、强买强卖、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等）,归结于一种置双方于一种次原初（即社会关系；从自然意义上来说人们生来是平等的）不平等地位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的基础）。第三个层次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复杂，可以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进行讨论，对于马克思来说，第三个层次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第一个层次问题的解决。
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倾其毕生精力进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在前《资本论》时期的哲学手稿、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从政治、哲学与伦理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作了论证和批判。这样的论证和批判涉及到财产所有权、等价交换原则以及伦理关系中的个别性与一般性等问题。正是在这些基础性问题上，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家们发生了分歧；这些分歧并不是产生于涉及到这些问题的前提或者原则本身，而是产生于这些前提或者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颠覆的客观事实。对这一颠覆现象的揭示和论证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所提供的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笔记和手稿等文献，为我们对这一批判研究的思路展开全面考察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基础。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哲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强调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他说：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