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非诉诸于一种有违伦理的理念作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支撑，相反，在他们看来，只有普遍的原则才能符合伦理的基本要求。至于奉行普遍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现实中为什么不断强化着贫富分化、从而产生整个社会的不断分裂，这似乎没有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至少在信念上，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原则在现实社会中被颠覆，或者反过来说，他们并不认为社会分化是因为奉行普遍原则的结果。

　　马克思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尝试揭示使普遍性原则受到颠覆的现实社会条件，而不是仅仅将这些普遍原则作为虚幻的、颠倒的意识形态并且满足于抽象的批判。即使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甚至当今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不是借助于整个社会关系体系，那么只依靠一种抽象的普遍原则，少数人是不可能仅仅凭着一种能够积累起来的符号（从实物货币到数字信息）而占有整个社会、自然的大部分资源的。

　　因此问题就在于：这一普遍的原则借助于什么样的魔力，在合法的途径下产生了社会分化的现象？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在自觉意识中又是如何认识这一矛盾的现象的？

　　在《大纲》中，马克思在当时的语境中尝试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自欺欺人的普遍性：主体还尽可以有这样一种神圣（erhebende)的意识：他不顾他人而谋得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个别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实现。（Bd.II/2，S.56;参见第31卷，第358页）

　　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观点。个别性与一般性体现在人们意识中的矛盾，是以现实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个体与整体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相关性、冲突性为基础的：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只是作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最后，意识到一般（allgemeine)利益或共同（gemeinschaftliche)利益只是自私（selbstsUchtigen)利益的全面性(Allseitigkeit)。(Bd.11/2，S.56-57;参见第31卷，第358页）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使用个人的“自我利益”这一中性词汇，而是选择了“自私利益”这一贬义性词汇。这说明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来看待各个个体的利益与一般利益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这个一般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集合，在财产权占有发生社会分化的前提下，人们彼此之间的利益是分裂的、异化的。在互为手段和目的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资本的利益是在牺牲和占有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而获得的。

　　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仅使得所有权的持有原则发生了悖论，而且使得劳资关系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也发生了悖论。于是，从所有权的持有到所有权的交换原则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普遍的原则成为虚假的观念一颠倒了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性认识在最初的意义上是以异化劳动理念为基础的。

　　这是马克思与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分歧所在。这一分歧并不产生于对抽象原则的认同与否，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其原则之间存在着的悖论；这一悖论在人们的意识中又以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体现出来。在马克思那里，对这一悖论的认识是以其劳动价值理论及其核心内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换言之，只有借助于剩余价值理论才能论证原则及其悖论的存在。

　　在马克思的研究维度中，哲学问题与政治经济学问题是交融在一起的：一方面，人们的对象化劳动结果具有个别性，但是当人们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交换价值与他人进行交换时，他的个人劳动产品已经具有了社会性，他的个别性在一般性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正是这一对象化的程序、交换过程，或者说个别性转向普遍性的过程，孕育了社会分化的可能性。

　　这一可能性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取代简单商品交换关系的前提下发展成为现实性：简单商品交换关系中存在着的等价交换，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过程中被否定。不过，这一可能性一方面并不涉及这一转折的契机，作为结果的现实本身不能够又成为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形成。

　　这一理论解释模式具有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它仰赖于剩余价值理论，首先仰赖于劳动价值概念的形成。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那里承袭了劳动价值概念，但是已经赋予其不同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