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很有必要提及的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蓬勃兴起的所谓“疑古思潮”。本文认为，一方面，“疑古学派”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它确曾唤起过人们对“辨伪学”的广泛重视，可谓启人心智、发人深思；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那种完全不承认传说时代历史的有关思想、看法和主张，却未免让人感到不无遗憾——这是因为，随着近些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对“疑古思潮”的反省已经成为史学界许多学者的共识，而且学术发展的本身也要求我们要大胆地“走出疑古时代”[4]；与此同时，也正是随着考古学家的铁锹对新史料的不断、大量发掘，才使得本课题的最终确立和研究成为可能。特别是，近些年来，“郭店楚简”和“上博竹书”的出土发现，更有如一份“天赐的瑰宝”，并在根本上为本课题的确立与研究进一步开辟了一片极为广阔的思想天地。于是乎，在这片极为广阔的思想天地之中，今天的莘莘学子终可以从此而幸甚至哉地驰骋古今、思接千载并终可以纵横捭阖了吧？

　　此外，在有关于哲学思想史文献材料的“真”与“伪”，或者说“疑古”与“释古” 的不同观点分歧之上，冯友兰先生的有关认识，应当说最可称道的：“所谓真伪的问题，不过是时间上的先后问题”；具体对哲学史方面的材料来说，冯先生则十分明确认为，“首先要看它有没有内容。如果没有内容，即使是真的，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如果有内容，即使是伪的，也是有价值的。”[5]这大概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在哲学思想史研究中、在材料选用问题上的一个最根本指导思想和一个重要考量依据，以免于使自己也最终要陷入到“疑古”这样一个无穷无尽、永无止息的恼人怪圈之中，沉迷于“真”与“伪”的琐屑问题之上，“兜圈子”、“打转转”，以致于踯躅徘徊、举步维艰，甚至于停滞不前。但到头来，那恐怕将永远也走不出所谓的“疑古时代”的吧？要知道，专注于考据之学固然重要，但同时过分地强调细技末节或者说“钻牛角尖”大概也并不仅仅意味着就是一切。

　　其实，伟大的真理本身往往倒是很简单的，这正如《老子七十章》之所谓“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然而，时至今日乃至今后，其真正所需要的，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在本文看来，当永远是对其“言”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性创新；或者说，是延续与承继，以使其能真正达到言简意赅、至平且易，“甚易知”、“甚易行”，以致于最终使人能够从根本上真正做到“能知”、“能行”，而是相反；当然，更不是什么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满脸狐疑或者说是一味地猜笨谜。否则，在我们与古人及其思想文本之间必将永远是格格不入，永远都是“两层皮”，永远也不可能融入到古人的话语系统和思想情境之中的。

　　具体在本文的材料选用问题上，并在为研究与写作本文而“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时，我们也同样“注意三个结合”：一方面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传统儒学思想史研究中之所依据的文献资料范围，聚焦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及《荀子》等有关先秦儒家中庸之道研究的传统历史文献；另一方面，我们又十分关注于《周礼》、《仪礼》、《左传》、《国语》、《墨子》、《易传》、《老子》、《庄子》、《管子》、《史记》、《汉书》、《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等，与先秦儒家中庸之道密切相关的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新旧历史文献，尤其要聚焦于孔子所曾留给我们的那份珍贵的遗产[6]、“皆先王之政典也”[7]的“六经”——这是因为，“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8]；也是因为，“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9]——这正有如清人凌廷堪所谓“舍礼而别无所谓学也。”

　　其实，众所周知，前贤今人已在与此相关的至为密切也至关重要的考据工作方面多有建树而且成果卓著，而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则不过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如何谨慎而大胆地运作；与此同时，不无保守地说，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至今尚在谜山雾海之中，而且目前学术界所有的也还仅仅是一些个这样或那样的假想。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材料问题。现存材料虽不可谓之为少，但似亦仅为原始资料的一小部分，或者说，它们还仅仅是露出水面的冰山的一角。因此我们在具体开展有关研究之时，便当对此须臾而不可忘记；否则，难免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之敝。如此看来，此方面研究也还必须要慎之又慎。若我们在此能借用胡适先生的话说，那就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以及所谓“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而且，有的时候，提出问题本身，比起分析和解决问题，都显得更为重要，更具有冲击力、影响力和感染力——这是因为，人类所真正面对着的最整全（the whole）、最重要，同时也最严肃的主题，总是永恒的'，只是其对此一些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和意见，往往却并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