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当代”时，也就很自然地会有一个如何面对传统的问题。一方面，当代的此时性与传统产生于过去时代的憎形有不同，可另一方面，当代也是由过去时代递延而来，并且一种强大的、有生命力的传统也会延伸到当代。因此，在对当代审美文化的研究中就会有着对于传统的矛盾。如果强调传统的规范力量就难以凸现出当代的特色，可是忽略传统的情形也会落人传统的窠臼。按美者希尔斯的见解，近代以来反传统本身也已成为了一种新的传统⑺，如果只是一味地排斥传统或对传统的意义和价值视而不见，那么就在得不到传统支持的同时，又背上因袭传统的恶名。再换一个角度来说，审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传统的范畴，一位伟大的诗人可以不去理会前代人如何的成规，但前代人的写作会在用词上、对事物的关照上、对读者情感的调动上等等方面融人到这位诗人的潜意识中。并且伟大诗人之被认可是由一个读者群来维系的，该读者群的审美趣味也正是在不同时代的若干作品的鉴赏中形成的。伟大的作品问世之后，可能会改写史的评价格局，可终极意义上来看是“它们融会到了作品的宝库之中”;⑻。在这里，伟大作品就其具有独特性而言，是脱离了传统的；就其被纳人到作品宝库而言，它们也加人到了传统的行列。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常常清理当代状况与过去传统的区别与联系，就正体现了这种矛盾关系。

　　其三，对理论的适用范围加以界定。;

　　当代审美文化将研究对象集中在当代的审美现象上。由此得出的理论就是在当代问题上的概括，它无意推翻过去理论的各种表述，也不是要证明自身比之于过去有多么高明。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俟以时日，而时过境迁之后，是否能在与传统理论的论争中占居上风还难说，而自身也已经失去对鲜活现象的及时概括了。它就姑且承认过去理论是对过去现象的概括。今天的新现象则有必要作新的概括。而在迈出这一步时，自然也就得对旧的理论系统加以改造和调整。过去理论在过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样，当代的理论也应该被承认它在今天存在的合理性，不同的理论系统各自有其存在的合理范围。佛克马和易布思夫妇在其合著的书中就承认：“文学研究的范围是如此之多，致使一个学者不可能再顾及这一学科的全部领域。面对浩瀚繁杂的文学问题，我们的出路只有通过分工合作来进行研究。”;⑼他们在提出这一见解时，也同时承认了分工合作的设想根本上是难以施行的。那么这不是一个现实的交由操作去完成的问题，而是从理论上看应该如此的问题。当操作上根本元法实施时还提出这一见解，就在于理论的适用范围向人提出了应如何看待理论的思考。这是对于过去理论的适用性划上了一条不得随意越人当今问题的界限，同时它也为当今问题的普适性划上了界限，因为未来状况完全可能超过了今天的理论设想。

　　其四，在对对象的阐释中也为自身寻求定位。

　　理论话语对问题的言说，既是说出一种认识，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即它是对于已成为系统的各种思想观念的言说，并可能又再丰富和充实该言说，使体系更为庞大。法国学者福科关于话语的理论就指出了这一事实，即话语体现了一种权力，首先是话语言说者的主体地位合法性的权力，另外还有对于对象加以评说、定位的权力。他以文本为例指出：“应该建立一门不再把法律当做模式的权力分析学。”对他而言，权力不只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或国家制度认可的公民权之类，“权力不是制度，结构、力量……而是在一社会中用于指复杂战略分析情境的名称”。⑽这一“复杂战略”的涵义在于，话语与权力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网络关系，如各门学科话语和专门话语累积起来，组成社会机构，如大学、出版与宣传部门、法院等，而这些机构又反过来生产出新的话语，如教学讲义（它是真理的化身）、（它左右着社会舆论的焦点）和法院文告等。结合到理论问题来说，福科对西方中重视时间的观念有一番分析。他说，自康德以来，哲学家们思考的是时间。黑格尔、柏格森、海德格尔皆是如此，“与此相应，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还有惰性的一边。”⑾在这里，哲学理论对于时间的重视无可厚非，它也是人们认识的需要。问题在于，从文明史L看，人的空间感是先于时间感或强于时间感的，因为空问更富于感性特征。那么对时间的强调是体现了近代以来迸化观念在整个社会的全面渗透，对时间加以阐说的趋力带有倾向性，是体现了不同观念之间的权力冲突的。当理论在阐说时间时，也是在表达一种理论体系的价值取向。在审美文化研究中，“当代”情结的表现是强调当代性在该领域的重要性，这本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不过在对此强调中，它还突出了自身在阐说其对象意义时言说的正当地位，在此过程中它就是为自身铸造了一枚自己才享有的证章，该证章是其俱乐部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