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纵观现代西方哲学史，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对之绝对”的本体观普遍存在。如，科学哲学家波普强调科学的可错性，把科学理论当作历史批判的对象；解释学家伽达默尔强调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的理解具有历史局限性，承认“偏见”的合法性等，这些观点

　　都是“中介模式”下本体论变革的显著表现。

　　最后，在失落和消解崇高的当代社会思潮下，“相对之绝对”的本体观给我们指明了一条重建崇高的道路：“在致知取向上，不是追求绝对的终极之真，而是探索时代的相对之真，把真理解为过程；在价值取向上，不是追求绝对的至上之善，而是探索时代的相对至善，把价值尺度理解为过程；在审美取向上，不是追求绝对的最高之美，而是探索时代的相对之美，把审美活动理解为过程。”[17]这正是“相对之绝对”的本体观超越传统哲学的本体观的具体表现，它的合理性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所蕴含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矛盾以及人类否定现实、追求理想的形上本性；它的真实意义在于，“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远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14]。因此，“相对之绝对”的本体观不仅克服了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的非批判性，实现了本体论的自我批判；而且彻底揭示了崇高的历史的规定性和时代内涵，不再把“说何物存在”视为“何物实际存在”，而把崇高当作一种承诺，从而彻底克服“两极模式”下的崇高的异化与消解。

　　综上所述，基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相对之绝对”的本体观是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哲学的终极关怀，这种本体观既使我们坚持了哲学本体论对崇高的追求，又使我们克服了造成崇高的异化和消解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对哲学本体论的新的辩证的理解：本体论即哲学对崇高的承诺与寻求。更重要的是，这种“相对之绝对”的本体观，“既是把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凝结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把‘时代精神的精华’升华为‘文明的活的灵魂’，从而构成人类历史性地选择的‘标准’，即自己时代的‘相对的绝对’”[18]。因此，这种为人类生活奠基的本体论追求——对崇高的承诺与寻求，既应当是新时期哲学的最重要的理论自觉，也应当是我们克服当代社会思潮下的“现代人的困惑”，重建人类精神坐标上的终极指向和确立人生意义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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