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异化，主要表现为“君权”、“经典”、“纲常”等伦理关系的神圣化。对此，陈独秀提出，“儒家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8]，他还特

　　指出，“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说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9]。尽管陈独秀的批判有失偏激，却深刻地揭露了崇高被异化的严重后果。

　　崇高在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异化，主要表现为“本体”、“共相”、“逻辑”等认识关系的神圣化。“上帝”作为被异化了的崇高，它不仅是“万物的原因”，也是“宇宙的原则”，它是集真善美于一身而裁判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对此，罗蒂指出，“自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10](p.11)，即崇高被异化为人类永恒的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支撑点，崇高失去其历史的规定性和时代内涵。

　　崇高的追求为什么会在传统哲学中变成崇高的异化呢？这主要是由传统哲学的“两极模式”的思维方式所造成的。其一，从深层的生活基础上看，是因为传统哲学理论表征着自然经济中的人的存在方式。自然经济中的人的存在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依附性”。在这种“人的依附性”中，崇高总是被异化为某种神圣形象。其二，从思维方式上看，是因为传统哲学无法挣脱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即在对立两极中寻求和确认本体的思维方式，它把“本体”当做一种自我存在的、与人类状况无关的实体，造成了崇高的异化。其三，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是非批判的本体论，它把自己所“承诺”的崇高当作毋庸置疑和不可变易的绝对，抹杀了崇高的历史性内涵，非历史地把崇高异化为某种超历史的存在。

　　其次，崇高在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异化与消解。针对整个传统哲学的最深层次的内在否定性——它在追求崇高的过程中所造成的崇高的异化，现代西方哲学则提出了本体论的重建。如，蒯因提出的“何物存在？”[11](p.1)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哲学家一直是在“说何物存在”，但他们把其视为“何物实际存在”，即把自己所“承诺”的崇高当作毋庸置疑和不可变易的绝对，把自我批判的本体论变成非批判的本体论信仰，进而导致崇高的异化。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潮从思维的“非至上性”出发，宣扬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否定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追求的合理性，以此来克服崇高的异化，然而导致崇高的消解。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h·赖欣巴哈明确提出，“理性，宇宙的立法者，把一切事物的内在性质显示给人的思维——这种论纲就是一切思辨哲学的基础”[12](p.235)，即他认为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追求源于片面夸大了人类思维的“至上性”——理性成为“宇宙的立法者”。同时，他还指出整个传统哲学表现了人类的“不幸本性”，即“在他们还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时就做出答案”来满足“要求普遍性的冲动”。可见，科学主义思潮以否认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为出发点，否定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追求的合法性。

　　与科学主义思潮不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另辟蹊径，它把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转向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本体论，因为，在它看来，人的存在比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更具有优先地位。对此，海德格尔指出，“彻底解决存在问题就等于说：就某种存在者——即发问的存在者——的存在，使这种存在者透彻可见。……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他存在的可能性还能够发问的存在者，我们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13](p.9)。因此，人本主义思潮“把本体论式的意向性追求聚焦于反思人自身的存在，潜心于构建现代的.‘此在’本体论”[14]。基于此，人本主义思潮从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关怀出发，取消了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追求的合法性。不可否认，尽管二者都试图通过否定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追求的合法性来消解崇高的异化，然而导致崇高的消解，但是，在它们那里还保留着崇高的位置，如科学主义思潮转向对科学哲学的崇拜，确立了没有崇高感的异化的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