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就是贯穿古今的哲学本体论，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则是本体论的三重内涵，即本体论是真善美的统一。就思维的“非至上性”而言，哲学本体论是一种自我批判的本体论，具有自我否定的内在根据，在其内部存在着终极关怀与人类的历史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哲学本体论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对作为真善美相统一的崇高的寻求，而且作为真善美相统一的崇高具有历史的规定性和时代内涵。

　　最后，哲学的历史是寻求崇高的历史。纵观整个传统哲学史，无论是从先秦到明清的中国传统哲学，还是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欧洲的西方传统哲学，无不把象征真善美的崇高作为哲学理性的真谛。“中国传统哲学，一向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己任，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内容，以‘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为门径，去建构人类生活的精神坐标和确立人类生活的‘安身立命’之本”[6]。追求崇高，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坚韧不拔、始终如一的目标。对此，冯友兰先生指出：“中国的儒家，并不注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理想的生活。求理想生活，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也是儒家哲学精神所在。”[7]同样，以“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和“提供知识的基础”为己任的西方传统哲学，也是以崇高和使人崇高起来作为追求的目标。康德以人自身的尊严和价值为崇高的根源，把崇高的审美判断建立在一个“人之为人”的尺度；黑格尔更是明确地把追求崇高作为哲学的根本旨趣，“在他看来，真正的崇高，只能是对真理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只能是依赖于精神的力量；而精神追求真理的过程，也就是使人自己崇高起来的过程”。因此，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一直把崇高的追求和阐扬作为自己的理论使命和历史任务。

　　但是，在当代的社会思潮中，出现了“意义的危机”和“崇高的失落”，造成空前的价值坐标的震荡和“现代人的困惑”，使崇高丧失了它在人类历史的精神坐标上的终极指向地位，关于崇高的思想变成所谓的“往昔时代旧理想的隐退了的光辉”。因此，关于崇高的问题，不再是一个是否应当追求的问题，而是一个在新时期如何追求的问题。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应当通过批判性地反思“两极模式”下崇高的异化与消解，而重新达到“中介模式”下新时期哲学使命的理论自觉——本体论：哲学对崇高的承诺与寻求。

　　二、“两极模式”下崇高的异化与消解

　　所谓“两极模式”主要是指人类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两极对立。在这种模式中，由于人们脱离作为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的实践活动去理解思维，要么只强调思维的“至上性”，要么只强调思维的“非至上性”，这是一种“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两极模式”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传统哲学和西方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潮中：传统哲学从思维的“至上性”出发，力图为人们提供作为永恒的“安身立命”之本的“绝对真理”；西方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潮从思维的“非至上性”出发，宣扬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否定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因此，在这种“两极模式”中，崇高不是被异化为某种超历史的存在，就是被彻底消解。コ绺咴诖统哲学中的异化。基于思维的“至上性”的传统哲学，总是力图获得一种作为解释、判断和评价一切的标准、根据和尺度的“绝对真理”，为人们提供永恒的“安身立命”之本。但是，传统哲学忽视了人类思维的现实基础——实践活动，抹杀了思维的“至上性”与人类历史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它把哲学所追求和承诺的“本体”当作一种与人类状况无关的超历史的实体，崇高失去其历史的规定性和时代内涵。基于此，“哲学作为历史性的思想即‘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西方传统哲学，在建构人类生活精神坐标的过程中，既历史地践履着对崇高的追求，又非历史地把崇高异化为某种超历史的存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