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崇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彻底消解。如果说，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还追求消解掉崇高感的异化的崇高，那么，后现代主义思潮则从根本上拒绝哲学对崇高的追求。对此，罗蒂指出，在后哲学文化中，“将不存在任何称作‘（大写的）哲学家’的

　　人”，哲学“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所谓的“哲学家”只不过是一些“兴趣广泛的知识分子，乐于对任何一个事物提供一个观点，希望这个事物能与所有其他事物相关联。”[15](p.15)因此，罗蒂所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拒斥哲学及其所表征的人类对崇高的追求为代价的，从根本上消解了崇高的任何异化形态。至此，崇高彻底消解，人类对崇高的追求彻底成为泡影，进而出现了“现代人的困惑”，我们处在一个世界黑暗的时代，无家可归。海德格尔曾这样描述我们的时代，“世界黑夜弥漫着它的黑暗。上帝之离去，‘上帝之缺席’决定了世界时代”[16](p.281)。

　　尽管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试图通过本体论的现代重建来克服由传统哲学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所引起的崇高的异化，但是，在它们那里却导致崇高的现代异化形态和崇高的消解。然而，崇高作为人类历史的精神坐标上的终极指向和人类所寻求的终极意义，是人类在其历史长河中不可避免的本体论追求，人类及其哲学是无法忍受精神坐标的消解和崇高的失落的。于是，“重建崇高”和“寻找意义”自然而然地成为新时期哲学的理性期待。如何在新时期重建崇高呢？这就需要新时期哲学通过批判性地反思“两极模式”下崇高的异化与消解，在“中介模式”下重新达到为人类生活奠基的本体论追求的理论自觉。

　　三、“中介模式”下崇高的承诺与寻求

　　所谓“中介模式”是指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实现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这是一种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展开的哲学本体论追求；是一种对哲学本体论的新的辩证的理解；是一种“相对之绝对”的本体观。这种“中介模式”下的本体论不仅超越了“两极模式”下的本体论，而且实现了新时期崇高的承诺与重建。プ莨壅个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中介模式”下的本体论变革的道路是由黑格尔所指出，最终由马克思所实现的。“在黑格尔逻辑学的概念论中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这个萌芽，就在于黑格尔对概念的实践理解中，具有把实践活动作为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统一的中介，并通过这个中介来说明世界对人的生成的天才猜想。”[17]正是黑格尔的这个天才猜想为现代哲学指出了一条“中介模式”的道路。马克思则沿着黑格尔所指的这条道路，彻底实现了“中介模式”下的本体论变革。马克思认为，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要想证明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必须诉诸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而且只有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并以其为中介，才能彻底扬弃自然与精神的抽象对立，进而克服传统本体论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因此，马克思把实践活动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并以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的哲学问题；实践活动不仅成为人类思维“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而且实现了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

　　其次，“中介模式”下的本体论超越了“两极模式”下的本体论，它是一种“相对之绝对”的本体观。这种本体论以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矛盾为基础，实现了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是一种自我批判的本体论，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否定性；它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诉诸人类历史活动的辩证法理论，排斥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基于此，人类在其历史发展中所承诺的“本体”，就思维的“至上性”而言，是该时代最高的“支撑点”，具有时代的绝对性；就思维的“非至上性”而言，是该时代特定的产物，具有时代的相对性；就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而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梯，孕育着新时代的可能性。因此，人类在其历史发展中所承诺的“本体”永远是作为中介而自我扬弃，它既不是绝对的绝对，也不是绝对的相对，而是“相对之绝对”。正是这种“相对之绝对”的本体观从深层次上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尤其改变了人们在致知、价值和审美上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