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孟子的理想主义不同，荀子是我国理性主义的先驱者。正如《性恶》篇中所提到的“辩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他认为人的行为必须受到“礼”的规范，这在我国古代哲学家关于“知行”等的论述中，是个特殊的存在。例如，在《王霸》篇所提到的:“国无礼则不正。”在《致士》中所说的:“礼者，节之准也。”在《天论》中所提到的:

　　“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在《礼论》中:“君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作伪。礼者，人道之极也。”在((大略》中:“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跟陷溺，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

　　根据荀子散文对“礼仪”的论述，“礼”不仅是治国之利刃，还是人道立身之准绳，是是非曲直之衡量标准，更是成事之法宝。因此，“礼”涵盖了治道的各个方面，因而也成为了荀子思想的核心。

　　二、荀子散文中礼仪思想的特质

　　“礼”乃人之本。一方面，“礼义”是作为人的基本属性，是体现人超越动物性的根本特点，就荀子而言，人之所以是人，并不在于形体外表方面和动物的差异性，如“二足、无毛”，而是由于“以其有辨也。”动物虽有父子之实，但无父慈子孝，虽有雌雄之分，却无男女授受不亲的认识。人道与动物之道的差别，在于“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当然，人之“辨”的依据源自于“礼”。可见，礼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脱离、超绝动物、自然状态的根本标志。在荀子看来，“水火虽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但无知，禽兽有知却无义。”人不仅有气、生、知，更是万物中唯一的“有义者”，因此，人才是万物之灵，天下之尊。礼不仅使人成功地脱离了动物之类，还将其扶上了“天下最尊贵”的宝座。

　　另一方面，“礼”为道之极。就像散文《大略》中所说的:“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当然，敬、孝、弟、慈、惠属于道德行为的范畴，但是，就荀子来看，它们成为礼在所有社会关系中的集中体现。在具体生活中，礼就像是各种错综、复杂社会关系网络的纽带，从衣、食、住、行到社会交往，每个环节、细节都深刻地渗透着礼之印迹，它就像“绳、衡、规矩”一样，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方、直、平、圆”的根本标准。在《王制》一篇中，荀子提到:“礼者乃人道之极。”礼是一个道德标准，对于所有社会成员均适用，对于不同的社会角色，礼能够做出不同的规范。身为君主，应做到“以礼分施”，实现普遍但无偏私;身为臣子，应做到“以礼待君”，确保忠诚、顺从、不怠;身为父亲，应做到“宽惠、有礼”;身为人子，应做到“敬爱、致文”;身为兄长，应做到“慈爱、见友”;身为人弟，应做到“敬拙、不苟”;身为丈夫，应做到“致功、不流，致临、有辨”;身为妻子，应做到“则柔、听侍”。礼是人们的修身之准，对于个体道德、品格的形成具有强烈的规范、指导作用。

　　“礼”为政之纲。礼乃立国之根本，所谓“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由于一个国家牵涉到的是天下千千万万的百姓，因此，走何种治国之路，何以治理天下，都不得不谨慎。就荀子来看，“治国莫若礼”。“礼者，乃政之戟也。为政不以礼，则政不行矣。”“礼”是一国的根本指导，若不用礼则政令难以推行。礼，有如天上日月、地上水火、万物中的珠玉一样闪耀。《天伦》篇中提到:“礼义不加于国家，功名不白。”若国家不以礼治国，则其功用、光辉就难以得到施展。若礼可在一国顺利施行，则将实现强国之梦，老百姓将“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

　　“礼”为樱之准。一方面，礼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规定。《富国》篇中所提到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在荀子看来，为了避免社会内部的争斗，最佳方法莫过于分清等级差别，明确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身份，给予其相应的权利、义务。至于为何一定要进行等级划分，就像《王制》中所说的:“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由于受制于各种有限的物质资源，名分相同的话无法偏重，权势相同难以平等，众人平等无法相互役使，因此，不得不对贫富贵贱进行区别，以便稳定天下。但是，荀子所提到的等差级别的根本标准，在于“德”，而不是“血缘亲疏”，《王制》篇提到了“虽王公大夫之子孙，若无礼义，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积文学正其身，乃为卿相大夫。”另一方面，礼乃治国的基本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