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管理的“返魅”在20世纪仅仅是潜流涌动，那么，当21世纪之钟敲响之时，“返魅”将成为明显的潮流。我们已看到若干因素和趋势在推动着这股潮流，其中包括被称为“数字化革命”的信息技术的冲击，以及90年代以后出现的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的趋势和“产品形成的决定权转移给消费者”的趋势，都将极大地削弱大规模生产的竞争优势，使这种在工业社会中引以自豪的生产模式日益力不从心和风光不再。大规模生产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巨大的、持续和稳定的消费需求，在以生产定位的短缺时期，大规模生产厂家通过以一对多的关系主导消费者，从而产生极高的成本效益。但是，在产品过剩和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的时期，大规模生产方式就显得僵硬和缺乏灵活性，因为大规模生产本质上要求固定：当企业找到了生产某种产品的最佳方案(产品开发)后，就尽快地将学习曲线(Learningcurve)固定下来，以便可以重复地制造大批量、低成本的产品。所以，大规模生产很难适应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许多大规模生产厂家想用增加产品品种(多样化)的方法来应付迅速分化的市场，以维持大规模生产的传统。例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创立的恰及时(JIT)管理体制，在主计划(大批量生产)的基础上利用“看板制”方式来灵活处理顾客需要的变动，以增加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柔性。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大规模生产方式产生的冲击是革命性的，数字化网络改变了一对多的关系和生产者的统治地位。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多个生产者对话，也就迫使生产者不断与顾客进行一对一的对话，确切了解他们的爱好并作出反应。信息技术促进了“产品形成的决定权转移给消费者”的趋势，或者说“生产者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链条的末端交到消费者手中”，使新产品增多，从而消费者消费得更多。在这种条件下，大规模生产模式将可能在很多领域内被大规模定制所取代。

　　从托夫勒(AlvinToffler)在1970年在《未来的冲击》(FutureShock)一书中提到大规模定制生产，到1993年派恩(BJoserehPineⅡ)在《大规模定制——企业竞争的新前沿》(MassCustomization:TheNewFrontierinBusinessCompetition)一书中对大规模的完整描述，大规模定制已经在短短的时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根据派恩的定义，大规模定制(MassCustomization)是指，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和速度，为单个客户和小批量多品种的市场定制生产任意数量的产品。大规模定制不同于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多样化：多样化是先生产出产品，再等待需要它们的客户出现，而定制是应特定客户的要求而生产;多样化只是给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而定制则可能将生产的末端交给消费者，消费者与生产者共同参与产品生产。大规模定制所面临的挑战是，既要对外展现产品无限的多样化，又不能因产品内部多样化而导致额外的成本和时间的延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通过产品模块化来降低内部的多样化，并且能够为任何特定的顾客提供独特的模块组合。所以，大规模定制是一种固定但有柔性而且反应灵敏的生产方式，它提供动态的产品流，使企业以同时实现低成本和高度的个体定制。

　　在大规模定制条件下，生产者与顾客不断进行一对一的对话，员工的基本工作是确认并满足每个客户的.个体需求。可以说这是速度竞争比之成本和质量的竞争更为重要的市场环境，速度的竞争需要员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判断力、果决力和创造力。那种把人视为“活的机器”。认为只须用命令的锁链和权力的绳索来维系和聚合;那种把员工当作“经济人”、“组织人”或是“社会人”的来看待，认为外在关系决定人的动机和行为的理论已不能适应新的竞争条件。新的人力资源管理基点将是以恢复人的主体性特质的“返魅”的管理模式，使每个员工都具有自我决策，创造力和责任感。与此同时，层次组织科层制度将被一种能改善信息交流、作业协作和知识状况的网络组织所取代。在这种新型组织中，员工不再是被动的、受指挥和控制的，甚至沦为机器的附庸，而是积极的，学习型的和具有创造力的知识性生产要素。

　　三、大规模生产在中国的历史性命运和人力资源管理基点

　　计划经济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祛魅”的经济，计划管理是通过计划对人进行控制。从根本上说，这里不需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特质，需要的只是工具理性，这也是列宁对泰勒制备加赞赏的原因。中国人似乎对工具理性不那么推崇，因此，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做的计划科学化工作远远不及前苏联。另一方面，中国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发展并不充分，一直受到小规模重复建设的困扰。江小涓的研究表明，中国工业部门在改革前后的10多年内一直处于分散的生产格局和竞争性市场结构的状况，并认为这种产业组织特点的形成与传统体制中的技术扩散方式有关，主管部门要求企业间无偿转移“先进技术”，使“先进技术”这个在市场经济中决定规模经济的关键因素成不“公共品”，从而使大、中、小型企业基本并行发展，这种状况一直存续到改革后的数量扩张时期。因此，中国企业的产业集中度不高(江小涓，1999)。而张军的研究则表明，中国工业部门经过10多年的数量扩张以后，许多行业转向集约化，集中度的提高体现了规模经济正不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不具备规模经济的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张军，1998)。江小涓和张军的研究说明了中国大规模生产方式发展不充分，规模经济效益不高的状况，以及中国目前正向规模经济方向迈进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