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三：宋代在历史上是全面繁荣的朝代，但这种繁荣在现实中往往呈现负效应。
论据：二者结合
总而言之，开放性试题突出了“活”、“新”、“探（探究性）”的特点；它源于历史教材，却高于历史教材；它突破了传统试题的设问方式，将学生已掌握的认知结构运用于新的历史情境中，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关注现实问题和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使历史知识变得鲜活起来；所以，这种题型考查的力度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摘要】君主专制制度，是以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我国，君主专制制度存续了两千多年，虽有王朝的更迭，但君主专制的制度始终不移，并未如西方一样走向民主道路，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具有迥异于西方的政治文化观。
【关键词】君主专制；政治文化观；儒学思想
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得以一路沿袭而没有演变成西方式的王权治理，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具有迥异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观，它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借以建立并不断推向极致的基础。从文化与制度间关系的视角去探析中国君主专制制度长存的原因，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反思现实，剔除国家治理中的“专制”流弊。
一、文化与制度间的关系
制度由深厚的文化支撑，文化是制度的基础，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产物，制度有赖于传统习惯和文化观念的支持。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对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国没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其文化特性的不同，韦伯强烈地意识到宗教观念、文化精神、道德伦理等对于资本主义产生与否的重要支持作用，将制度变迁与文化演进联系在一起，指出制度变迁的过程受到文化因素的支持。
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文化基础早在王朝政体成立之前的公社形态下就大致成熟了，在漫长的公社时期，社会关系靠伦理道德规范调节，而伦理道德又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核心内容，“尊尊也，亲亲也，男女有别，此不可与人变革者也。”（见《礼记·曲礼》）的伦常关系到了三代社会就不再仅仅是习俗而已，而是神圣化了，成为“不可与人变革”的法律规范，封建制度的金字塔于是在宗法规范与伦理纲常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来，并经过儒者大张旗鼓的理论宣传，以传统的制度和普遍的社会心理为基础，形成一种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深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价值观，这种政治文化观之中赤裸裸的父权、君权和神权思想自不必说，就是常为今人称道的仁政、平均主义、大同理想等等传统政治思维也从根本上区别于个人价值、尊严、独立、自由、平等之类在今天民主观念之下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在这一政治文化观之下，催生了我国“国家主义”的政治文化精髓，家国同构，国大于家，主张国家生活、整体生活、社会生活高于个人生活，“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正是这种家国同构、国大于家的政治文化观，衍生出维持古代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文化价值观。
二、维持古代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文化价值观
（一）“君权”的合法性
关于君的来源，有多种观点，《春秋繁露·尧舜汤武》认为：“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左传·文公十五年》则认为：“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将君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归因于“天”，由“天”赋予君王垄断性与绝对性的权力。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用“君权天授”的说辞，将君王塑造为国家的最高立法者、最高权力执行者，为君王的统治权寻找到一个超脱自然的合法来源。
（二）“易君”的合法性
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天命不常”一“有道伐无道”一“反皇帝不反皇权”的王权理论，是通过极端形式对君主政治的运行进行调整，其最终结果仍是重建君主统治的体系，但这种理论提供了制约君权的理论依据，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调节君权的必要性。“德化的治道”是对君主至高无上权力的一种制衡，“以有道伐无道”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内在调节机制，君权的绝对化理论与对君主专制的调节机制有机地融为一体，君权至上的刚性原则是统治秩序的主体，是坚定不移，不可动摇的；王权调节机制是对绝对君权的补充，其立论的前提实质上仍然是对君权的肯定。“易君”这种内在调节机制并不触犯君主政治制度本身，而是针对那些倒行逆施，背离原则，有损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昏君暗主，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使君主专制体制更加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