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君统臣”的合法性

　　从战国到秦汉，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为了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都竭力宣扬事君与事亲一体的伦理纲常。《孝经·开宗明度章》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礼记》说：“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伦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班固撰《白虎通义》，以阴阳五行的学说解释三纲六纪，更进一步为君权、父权的结合提供了神学的依据。对君权的绝对服从，既是政治上人身隶属关系的规定，又是伦理纲常上尊卑名分的要求。

　　在把君权绝对化、“君命”绝对化的过程中，君主利用宗亲血缘传统，把君臣关系比作父子关系，借用宗法家长专制传统观念，强迫臣服从君，臣事君如同子事父，子对父要“报生以死”，臣对君要“报酬以力”，这是“人之道也”。在这种家长制的等级结构中，君统和宗统统一，天子对于诸侯，上级贵族对于下级贵族，大宗对于小宗，都具有天然尊长的身份，君对于臣，亦是臣的家长。战国时，《国语·晋语》说：“事君不贰是谓臣，好恶不易是谓君，君君臣臣，是谓明训。”“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无叛质。”这种绝对臣忠君观念，维护了君主专制的.统治。

　　（四）“君治民”的合法性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民本君主”，即把政治体看做是由君王和臣民这两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君王和臣民作为整个政治体的组成要素，它们密不可分。其中，君王是这个政治体的“主”，而臣民则是这个政治体中的“本”。从这个根本前提出发，一些人强调“主”在这个政治统一体中的作用，被称为君主主义，另一些人则强调“本”在这个政治统一体中的作用，被称为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者”认为君与民的关系是天定的，君主是为民而设的，是为了“抚民”、“养民”，抚民养民是上天给君王的职责。孔子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做“仁”的基本内容，并且强调“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孟子提倡施“仁政”而行“王道”。苟子说“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荀子·王制》）。 君主主义者认为，君王既是上帝在世的化身，是“天子”，又是世间的“人主”，是“民之父母”，因而，君王是联系天与人的惟一环节，他“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汉书·晁错传》）

　　无论民本主义者还是君主主义者，实际上其倡导的观点都是将君与民看做对立统一的整体，君离不开民，民也离不开君，民是“本”、君为“主”，这种“本”“主”关系的实质就是被统治与统治的关系。

　　三、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价值观形成的基础

　　在论述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时，孙晓春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经历了缓慢的循序渐进的历史进程，决定于强大的专制主义统治，儒家的道德意识以及相对稳固的小农经济三种因素的作用。儒家的道德意识因而具有了一种建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基础的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得到了充分发展，儒、道、墨、法等学派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确立起来；汉代，随着政治一统和经济繁荣，思想文化的统一提上了日程，董仲舒以儒为主，吸收了道、法、阴阳家的思想，作《春秋繁露》，开创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奠定了这一局面的，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

　　（一）中国古代，宗教神权始终不发达。

　　由于特定历史环境，中国古代文明初期，没有经历过神权国家阶段，以神为本体的文化很不发达，决定了中国文化向人文主义发展的方向。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是以确认人的本性为出发点，以道德为标准，对人性进行品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儒家“八条目”，规范着臣与民的行为，也把君的“德治”含于其内，成为民德、臣德、君德的坐标。

　　（二）经学方式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维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