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讯通”的使用无论对于学校还是家庭都是有较大益处的。它已经承担起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双向互动职责，构建了两位一体的协同教育模式，逐渐成为学校与家庭之间沟通的最重要的手段，架起了学生、老师、家长的新桥。
四川民族地区农民工与留守儿童的语言交际能力总体上较弱。美国语言学家海姆斯认为，语言的交际能力是从语言的外部考虑的，是指说话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或社会关系下，如何恰当得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⑤。调研发现，四川民族地区农民工与留守儿童的语言交际能力较弱。第一，农民工往往通过命令式和叮嘱式语气来开展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并未适时地考虑这种语气对方是否愿意接受和理解，这种方式很可能一开始就会让对方产生反感，不利于双方的持续交流。第二，农民工父母在沟通中较少介绍自己的状况，而更多关注的是孩子的生活、学习、健康等等固定话题，他们认为孩子不需要知道父母在外面干什么，有没有遇到生活的困难、需不需要关心。显然，沟通的内容是单一的、重复性的。留守儿童会由于不知道父母的任何情况，不能很好地理解父母在外面的艰难，也很难真正理解父母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第三，双方对话题的深入和持续能力较弱。调研发现，农民工与留守儿童每次通话的平均时间在5分钟以下的占31.8%，每次10分钟以下的占65%，这种短暂的交流时间很难保证话题的深入。另外，农民工与留守子女的语言沟通除了通常进行的固化的语言交际模式外，很少会远离这种模式进入另外的话题。比如，农民工很少主动了解留守子女近段时间的心情怎么样，和同学相处得好不好，对父母有没有期待和看法。这些话题对留守子女来说，是他们更为喜欢、更容易深入进行的语言交际内容。由此可见，远在异地的农民工为了生存，为了给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忍受着异地对他们的排斥，这种心情并没有在双方交流中被留守子女理解和同情。同样，远离了父母，缺少内心关怀与爱护的留守子女，心理的孤独也很难被父母所切身体会。
四川民族地区农民工与留守儿童交流时往往忽视语境化的要求。交际语言学中的语境化理论认为，言语内容及言语行为除了受到语言表述方法的内部规则影响以外，还受到外部规则的影响，这种外部规则包括社会背景、家庭环境、社会结构等因素，即语境化的环境⑥。语境化理论是将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分析交际行为的语言现象，既从宏观的社会背景因素审视具体的语言现象，又从微观的人际交流中探析具体的语言现象。这样，便于将具体的言语内容放在一个整体中进行分析，找出话语交际出现的问题及原因。根据这一理论，农民工父母经常和留守子女进行语言交际，从话语表面看似乎是关心孩子想关心的、谈论孩子想谈论的。但是，从语境化要求看，不仅要考虑到在什么样的情景下该跟孩子进行哪方面的语言沟通，还要考虑孩子所生活的背景、教育环境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父母应该了解孩子最想了解什么，最不想了解什么。本调查发现，过半的四川民族地区农民工父母与留守儿童交流时，对家庭教育的期望非常高，孩子的学习、考试、在家是否听话等话题是每次都一定要涉及的;而对留守儿童的心情状况、人际交往状况、青春期问题交流很少。从交流内容频率的极高值和极低值的比较来看，农民工父母对留守子女的学习成绩最为关心，对孩子的心情状况最不关心。与此相对应，50.2%的留守儿童对父母询问自己的学习和成绩表现产生反感情绪，37.2%的留守儿童厌烦父母经常询问自己“是否听大人的话”，而这两个话题是农民工与孩子通话时最喜欢询问的。事实上，频繁的交流某些固定话题，明显违反了语境化要求，这种固定化的模式通常容易引起孩子的矛盾心理，既期望接到父母的电话，又心存害怕，因为父母经常重复性地询问自己的学习、考试情况，这容易使留守儿童心存的一点期待被打破而显得失落，甚至对父母谈论的内容产生反感情绪。
以上调查研究发现，四川民族地区农民工与留守儿童在语言使用上欠缺一定的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得体原则，以致会话古板、简单，很难达到家庭教育的交际效果;双方的语言交际能力较弱，导致沟通内容单一、沟通深度和持续性欠缺;农民工父母不太注意语境化的要求和相应的会话策略，容易导致留守儿童产生反感情绪。以上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双方交流的效果，不利于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