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我国的大学教育一度实行苏联化，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也完全被苏联化，文学史以阶级论和人民性为主要基调，最典型的是北京大学1955 年级学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八十年代后，我国文艺事业迅速发展，但文学史著述依然采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模式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和文献资料挖掘不够，无法表现中国文化、文学的真正内涵。“西方化的标志是以诗歌、小说、戏剧为基本文学形态，以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维为文学的基本创作特征;苏联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阶级性、典型化，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这段话概括了西方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几个主要特点，基本符合事实。

　　第一，文体分类过于西方化、概括化，忽视中国传统文体特征。当代主流的文学史著作，一般采取的体例是以时间为纵线叙述，以文体为横线阐述，但文学分体始终“用西方人的纯文学观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体分类法来观照、衡量中国文学，总是以四体来架构、编排中国文学史”，而不注重整合分析中国传统文体。中国自有中国的文学分类方法，曹丕《典论·论文》里分成四科八类、陆机《文赋》云“体有万殊”、萧统编纂《文选》以类相从、刘勰《文心雕龙》有文体论二十篇、再到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代有不绝。虽然某些分类有碎杂之弊，但都体现了中国文体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本质。比如“文”类，现在的文学史多偏重散文，轻视骈文，而即使是论述散文，也总以概念化的观念进行阐述，没有对散文的具体类别作出特别分析，这是用西方文学视角勾勒出的中国文学，总给人隔膜之感。

　　第二，文学叙述过于重视知识理论的传授和体系构建，忽视文学的背景介绍和重点透视。与上世纪初期文学史写作相比，八十年代后的文学史在体例和理论框架上都已相当成熟。作为一种文学历史的演绎，文学史能提供学生关于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对文学是什么给予了回答。但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电视、电脑网络的兴盛，给知识传播和接受带来了巨大变革。文学史的基本文学知识和理论范畴可以通过电子检索便捷地获得，各种文史常识和文学介绍在网络上俯拾皆是。这就给当今文学史课程和教学带来新的课题，即文学史不仅应告诉学生文学是什么，文学怎么发展，更要作重点透视，回答学生文学怎样发生，为什么发生，以及怎样掌握文学。换句话说，学习文学史是学习方法，不必求其全备，而以精通为主。

　　第三，作品阐析偏重内容、主题，强调文学语言、风格和意境，但不注重文学的“雕虫小技”。翻开任何一本文学史，在对作品进行分析时，一般都有固定的模式，即先讲主题，再论艺术性，最后是接受过程或对后代影响。而在艺术性方面，诗文多论语言、意境和风格，小说戏曲常言情节、人物和结构，千篇一律，缺少对文体性质的独特阐释。比如讲唐诗，不仅要带领学生赏析唐诗，还应教学生基本的格律规范，鼓励学生自己写诗。掌握了一定的形式技巧，有了自己的写作经验，对于诗歌的理解就会更深一层。

　　针对文学史编纂中的以上问题，以及文学教学中的缺失，本人在所在高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实践，并提出“基于‘文化生态’观念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知识构建与实践研究”，旨在拉近当代学生与古代社会的距离，使其更好地学习古代文学知识，并用所学服务人生、安慰人生和解读人生。

　　以古鉴今，在文化体系中寻求中国文学的独特性、日常化 和平民化，而非仅仅是知识化、理论化和精英化。这应是面向 社会实践活动的高校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上世纪中 叶，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曾感慨至其所见 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有学者就钱穆所谓“理想的 文学史”作出如下概括：“一、将文学史视如文化体系之一，在 文化体系中求得民族文学之特性;二、以古人的心情写活文学 史，使得文学史有助于新文学的发展;三、贯通文学与人生，从 人生认识文学，以文学安慰人生，而极力反对用西方文学为标 准来建构、衡量中国文学史。”这一观念就是回归文学本质， 将文学视作人生的一部分，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去把握和理 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