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白居易的礼乐文教观

　　论文摘 要：白居易在《策林》中，提出了一系列旨在突出礼乐文教功能、加强文风世风建设的主张，即体旨达情、经世致用，斥异崇儒、禁释正心，礼乐相济、去饰重实，存正抑邪、厚生利人，文存炯戒、词通讽谕。白居易的礼乐文教观是其儒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并对其诗学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文关键词：白居易 《策林》 礼乐文教观

　　白居易在其于元和元年（806）参加制举试前的75篇拟制习笔《策林》中，计用10篇文章，探讨了与礼乐文教相关的问题，其中既有对迷失学习要旨之愚诬者的批评，又有对继承与革新礼乐之原则的论述；既有对侵剥民生、惑乱人心的释教的揭露，又有对饰伪媚神、厚死伤生的淫祀的指斥；既有对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的创作态度的提倡，又有对选使采诗、察政达情的采诗制度的鼓吹。白氏在《策林》中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不仅体现了他的儒学思想，且对其诗学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体旨达情，经世致用

　　对研习诗、书、礼、乐者来说，该掌握怎样的学习要领、具备怎样的学习态度？是浮光掠影、只满足于外在的章句呢，还是宏明通达、深究其内在的精髓呢？是亦步亦趋接受呢，还是去粗取精学以致用呢？对此，白居易在《救学者之失》中云：

　　（太学生徒）但有修习之名，而无训导之实也。伏望审官师之能否，辨教学之是非，俾讲《诗》者以六义风赋为宗，不专于鸟兽草木之名也。读《书》者以五代典谟为旨，不专于章句诂训之文也。习礼者以上下长幼为节，不专于俎豆之数，裼袭之容也。学乐者以中和友孝为德，不专于节奏之变，缀兆之度也。夫然，则《诗》、《书》无愚诬之失，礼、乐无盈减之差，积而行立者，乃升于朝廷；习而事成者，乃用之于宗庙。{1}

　　由文中看，诵习《诗》、《书》者，专注于章句训诂之类的末节，背弃了疏通达远的大旨；执掌礼、乐之器者，只重视礼数、仪容以及节奏、律度之类的形式，遗失了上下长幼之礼和中和友孝之德的内涵。白氏对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作了检讨：做官者未尽责任，疏于训导；为师者素质欠缺，方法失当。白氏为此提出的补救措施一是用经世致用的方针来要求学生及老师；二是奖优擢贤，把那些懂得体旨达情、学以致用者选拔到重要的岗位上。

　　白氏在《救学者之失》中所表述的体旨达情、学以致用的思想，是在中唐复古崇儒思潮激荡下催生出来的。若追溯根源的话，白氏的思想可说是源自啖、赵、陆的《春秋》学派。中唐学风的新变是自啖、陆、赵《春秋》学开始的。由私家传授而进入官学后，《春秋》学在上的影响力日渐显盛。“自贞元后期以来，以《春秋》学派为代表的新经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导向，这就是将学术化，要求对经学的解读能面对现实政治，要求习经者能依经取义，发挥儒家诗教对现实政治的干预作用。”{2}白氏在《救学者之失》中，强调突出的经世致用、反对拘守僵死章句的思想，“更直接地将这一公羊学公式引进了现实政治阐释”{3}，其与《春秋》学的文化精神是一脉相通的。由此看出，白氏的“救学者之失”不单是在纠正、补救教与学的偏失，而更主要的是以此为切入口，追求和弘扬儒学以学干政的精神。

　　二、斥异崇儒，禁释正心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主张后，至少形式上形成了儒术独尊的局面。但从实际看，汉武时期独占鳌头的儒术已不尽是孔、孟之真传。魏晋之际，承汉末社会大动荡之惯势，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受到严重冲击。正是于此期间，域外的佛教开始在中土流行，并引发了下层民众追捧和上层士大夫研习体认的兴趣。鲁迅先生曾说：“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论辨，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4}从鲁迅先生概括的情况看，自魏晋迄于唐代，思想界早已出现了儒、道、释三家并存的态势。为扭转这种“混乱纷争”的局面，佛教传入中土后就不断有人抨击佛教是“夷狄之法”，揭露其病民蠹国之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