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涉及三层意思：其一，礼与乐的功能一为“序人伦，安国家”，一为“和人神，移风俗”。前者讲求秩序的确立，后者追求情感的融洽；前者重别，后者求同。其二，礼与乐的关系是相济相成。其三，既要懂得礼、乐的功能及彼此的关系，还要具有实践精神，且要具有理解其精髓并最大程度彰显其价值的实践精神。《礼记·乐记第十九》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12}但两相对比不难看出，白氏在阐述礼乐关系时，强调了彼此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淡化了礼“别贵贱”的色彩，而突出了其在治国安邦中的功能，并使其关于礼与乐的理性认识上升到了实践理性的高度。

　　在《沿革礼乐》中，白氏探讨了沿革礼乐的原则及沿革的精神气度。他说：

　　议者曰：礼莫备于三王，乐莫盛于五帝；非殷周之礼，不足以理天下；非尧、舜之乐，不足以和神人。……古今之论，大率如此。臣窃谓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之达识也。何者？夫礼乐者，非天降，非地出也；盖先王酌于人情，张为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伦，宁国家，是得制礼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风俗，是得作乐之本情矣。盖善沿礼者，沿其意，不沿其名；善变乐者，变其数，不变其情。故得其意，则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而同臻于理矣。{13}

　　上文阐述了三层意思：其一，“议者”对待礼乐沿革的拘执泥古态度。其二，沿革礼乐的原则，即“沿其意，不沿其名”和“变其数，不变其情”。“沿其意”与“变其数”不仅是对泥古派的批评，对复古派的忠告，更是对革新派的。其三，损益礼乐所应持有的精神气度。白氏在《策林》中对三皇五帝、文帝景帝、太宗玄宗所建立的伟业及所开创的盛世，多处称颂褒扬。然在《沿革礼乐》中，他却对其顶礼膜拜的明时善政、先贤圣哲有“大不敬”之语：“故得其意，则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而同臻至理矣。”{14}乍一看，白氏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与其惯常的风范大有抵触。但细加体察，方知白氏之胆略与气度。因为白氏注重的是“意”是“神”而非“言”非“形”，不是持凡三皇、五帝之礼乐均一概承袭的态度，而是主张因时制宜，在深刻领会其制礼作乐的根本意图，把握其时所作礼乐的精髓后，对礼乐之外饰的东西加以剔除，存其本而去其末，体其情而弃其伪。

　　白氏这种崇古而不泥古的精神及尚质重实、黜饰去名的主张，在《复乐古器古曲》中有同样体现。白氏在该文中首先阐述了政教得失与音声安乐哀淫间的关系。显然，白氏对《乐记》中的观点有所继承。《礼记·乐记第十九》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5}但白氏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则显现出了他的个性和识见。他说：

　　夫器者所以发声，声之邪正，不系于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乐，乐之哀乐，不系于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骄而荒，人心动而怨；则虽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声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则虽奏今曲，废古曲，而安乐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虽闻桑间濮上之音，人情不淫也，不伤也。乱亡之代，虽闻咸頀、韶武之音，人情不和也，不乐也。故臣以为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16}

　　白氏在文中探讨了世风与心境、心境与之关系。在关乎如何恢复正始之音的问题上，机械泥古派主张“废今器，用古器”、“舍今曲，奏古曲”。显然，这是对《乐记》中政声决定音声观点的简单逆推和幼稚运用。但岂不知，古之声亦有郑、卫之音，古之器亦能弹出糜烂之声。白氏在其论述中，摒弃了俗儒浮浅的观点，从源头上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即欲清除郑、卫之声，恢复正始之音，应从“善其政，和其情”入手。但白氏更值得肯定的深刻处在于，他解决了一个长期为人所忽略的重要课题，即世风与心境、心境与审美之关系的问题。白氏认为，的祥和决定着心境的平和，平和的心境对产生愉悦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享受具有决定意义。而这说明，人的心境对音乐的内容具有调适、消解的能动性。反之，政衰俗怨，必然引起人心境的不快，而当以不快的心境面对优美的音乐时，听者也难以获得愉悦的感受。而这说明，人的心境对欣赏音乐具有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