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氏所强调的文学炯戒讽谕、惩劝美刺的功用，突出了文学稽考政教、察补得失的作用，且对他的诗论主张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其讽谕诗的创作更发挥了作用。如作于元和四年（809）的《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22}又如约作于元和三年（808）前后的《寄唐生》云：“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23}又如作于元和十年（815）的《读张籍古乐府》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24}白氏上述诗论主张，明显与其在《议文章》中所界定的文学功能一脉相承。此外，白氏还在其文论的指导下，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如作于元和四年（809）的《新乐府·采诗官》中有云：“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25}这是对言路壅蔽、浮夸虚饰弊政的讽刺。再如作于元和五年（810）的《秦中吟·立碑》有句云：“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26}这是对阿谀奉承死人做法的讽刺。以上几首诗，既是讽刺诗论指导下的诗，又是关于讽刺诗论的诗。白居易的这些诗，既实践了他的文论主张，又丰富了他的文论主张。

　　①⑥⑦⑧⑩{11}{13}{14}{16}{17}{19}{20}{21}{22}{23}{24}{25}{26} 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60—1361.1368.955.75.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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