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存正抑邪，厚生利人

　　祭祀和丧礼是封建宗法制两项重要的活动。在此类活动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违背先贤设祭举丧之初衷的误区，使得祭礼和丧礼偏离了健康的方向。那么，该如何恰如其分地处理祭礼与丧礼活动中人与神、人与鬼的关系呢？白氏在《议祭祀》中，对祭祀的意义、目的、原则作了论述：

　　祭祀之义，大率有三：祀于天地，所以示人报本也；祠于圣贤，所以训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先王因事神而设教，因崇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诚，物尽其美。美致于鬼，则利归于人焉。故阜其牲牷，则牛羊不得不蕃矣。丰其黍稷，则仓廩不得不实矣。美其祭服，则布帛不得不精矣。不畜者无牲，不田者无盛；则游惰者不得不惩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于天下，虽曰事鬼神，其实厚生业也。……伏惟陛下：崇设人防，申明国典；蒸尝不经者，示之以礼；禳祷非鬼者，纠之以刑。所谓存其正，抑其邪，则人不惑矣；著其诚，谨其物，则人厚生矣。{17}

　　白氏首先探讨了祭祀的意义。其次，探讨了先王崇祀的目的。白氏“虽曰事鬼神，其实厚生业”的推论虽略显生硬，但却由此体现了他贴近民生的祭祀观。再次，探讨了祭祀活动的原则。《礼记·祭统第二十五》中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18}《礼记》突出强调了诚敬之心，而把外在的仪式看作是对诚敬之心的文饰。白氏在继承《礼记》中这种“著诚”原则的同时，更明确提出了“谨物”的原则，而“谨物”的精神实质就是反对淫礼，主张厚生。

　　在重视血缘关系的宗法，生者通过丧葬礼仪希图表达对丧者的示孝感德，但究竟是越礼过制、奢侈浪费呢，还是量力而行、厚生利人呢？白氏在《禁厚葬》中云：

　　今则郁而不行于天下者久矣，至使送终之礼，大失其中：贵贱昧从死之文，奢俭乖称家之义。况多藏必辱于死者，厚费有害于生人；习不知非，寖而成俗：此乃败礼法，伤财力之一端也。陛下诚欲革其弊，抑其淫，则宜乎振举国章，申明丧纪：奢侈非宜者，齐之以礼；凌僭不度者，董之以威。{19}

　　白氏认为中唐丧葬礼仪所存在的问题一为“奢侈非宜”，一为“凌僭不度”；其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是“败礼法”、“伤财力”、“辱于死者”、“害于生人”。

　　其实，白氏禁厚葬的思想早在贞元十八年（802）所创作的《百道判》第七十四道判《得丁丧亲，卖宅以奉葬。或责其无庙。云：贫无以为礼》中就已提出。判词云：“思葬具之丰备，欲祔九原；顾家徒之屡空，将鬻五亩。爱虽深于送死，义且涉于伤生。念颜氏之贫，岂宜厚葬？览子游之问，固合称家。礼所贵于从宜，孝不在于益侈。”{20}白氏把过礼伤生的问题如此醒目且反复申明，其意义在于：其一，透过其判与文，反映出了中唐社会厚葬风气之普遍与严重；其二，透过对厚葬陋俗之批判，表达了其连贯而浓厚的人文情怀。

　　五、文存炯戒，词通讽谕

　　树立什么样的观，坚持以什么样的原则进行创作，不仅是个关系着文风建设的问题，更是个关系文教德化成败的问题。正因如此，白居易在《议文章》中提出了“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的创作原则，并对文学“纫王教”、“通讽谕”的功能进行了界定。他说：

　　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21}

　　上文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文学应具有的功能。所谓“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是说文学最根本的功能在于传输文教德化，整合民心人情；其基本的功能在于忠告警戒和颂扬讽刺。前者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后者强调的是文学的功能，其二，文学创作应坚持的原则——“尚质抑淫，著诚去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