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出版内容趋于多元，学术引领作用增强

　　在早期出版的新闻传播学图书中，新闻类或传播理论类的书籍明显偏多，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分析为主，涉及统计学等定量分析方法的内容较少。在当今的新闻传播学著作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普遍应用。比如苏新宁先生对CSSCI 中 20xx—20xx年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图书的情况进行统计，选出本学科中被引次数相对较多的 197种图书，该研究对于分析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学术影响力很有意义[2]。此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一般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以得到相对准确的数据，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困境

　　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受众阅读习惯和兴趣的持续变化，使得我国图书出版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已成必然趋势。随着网络媒体尤其是移动新媒体的发展，数字出版物的市场需求快速扩大，但当前的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并不能与读者阅读需求相匹配。数字化出版潜力巨大，但优质数字阅读产品短缺的现象，在新闻传播学图书的数字化出版中同样存在，业界面临着许多复杂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1. 认识不足，人才与资金难以满足数字化出版需求

　　首先，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集中于传统领域，现有的出版人才大多数不具有数字化出版的意识和能力，难以满足数字化出版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现有的出版程序和工作规范也明显不适应数字化出版需求。其次，数字化出版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缺乏资本运营模式的传统出版部门难以支撑。再次，数字图书出版的收益中互联网广告占有较大份额，电子书付费所占份额相对较低，这对传统出版观念来说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由于观念改变迟缓，以及缺乏人才和资金，新闻传播学图书的数字化转型发展缓慢，要真正实现转型突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数字化出版模式单一、转变形态有限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数字化出版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出版社与电子阅读器开发商合作，将图书内容与电子阅读器一起投放市场；另一种是出版社与网络平台开发公司合作，开启在线学习模式，提供数字内容服务。在国内，大部分数字化出版的方式不外乎对纸质内容进行复制，相对于国外“互联网+”模式，国内流行的“+互联网”模式要落后得多。比如新闻传播学图书，其数字化出版只是单纯将内容转变为数字形态。同时，纸质图书数字化业务收益甚微也让出版数字化转型困难重重。

　　新闻传播学专著、论文等学术成果通常是纸质出版与电子出版捆绑销售。例如，中国知网是国内最大的电子图书出版数据库，优质期刊一旦出版，中国知网便会对其文章搜集、编辑，进行数字化出版，但这种数字化出版方式过于单一。我国新闻传播学期刊出版资源分散、市场主体缺失、网络化程度低、集成度小，数字化出版能力较弱。相对于国外数字化出版的立体化开发、多种模式发展，我国数字化出版的线性结构需要改变。

　　3. 版权保护制度不完善

　　目前，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的一个明显障碍是版权保护不力。由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拷贝和获取变得轻而易举，同时，由于相关法律对数字出版物内容复制缺乏规范和限制，使得一些作者的知识产权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另外，数字化出版涉及的利益方远多于传统出版，除作者和出版商外，网络运营商占有较大比例的出版利益份额，这是导致数字化出版转型困难的重要因素。数字化出版领域倘若没有建立完善的版权保护制度，对内容直接生产者和出版者的利益保护不到位，必然会使数字化出版转型缺乏动力。

　　三、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的未来趋势与发展策略

　　1. 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的未来趋势

　　（1）传统图书出版与数字化出版并驾齐驱

　　当今的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市场中，纸质出版依旧占据较大比重，数字化出版则面临多重困境。传统出版虽然受到冲击和挑战，但不会迅速被替代。首先，在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中，教材教辅类图书的市场需求较大，其纸质图书因内容编辑全面、合理，比电子书更受追捧。其次，数字化图书出版数量逐年增加，其作用是对纸质图书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纸质图书的市场地位短期内难以被撼动。再次，当前数字化出版只是简单地复制传统图书出版的内容，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数字化出版链条，其盈利能力相对于传统出版方式要差得多。但数字化出版转型的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传统出版和数字化出版的格局将是并驾齐驱、优势互补，共同推进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革新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