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文学审美观中的生命意识比较 .

“三曹”文学审美观中的生命意识比较 .

以上所分述的“三曹”在其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审美观中所张扬的生命意识表现的三个方面实际上只是生命意识的三个基本方面，彼此本不能分割，且三个方面在三曹身上都有所体现和反映，文中分而论之是为着叙述和讨论的便利。“三曹”的生命意识都表现出一种对个体生存的强烈渴望和对人生价值的执着追求，迫而察之，由于他们的个性、地位等的差异的存在，细分后其生命意识的侧重点各有所不同，其生命意识侧重点的不同又影响到其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的不同。
相比较而言：首先，“三曹”生命意识内容的具体表现各有所侧重。曹操胸襟宽广，气度非凡，性格奔放不羁，具有远大抱负和人生理想，居于领袖地位，有传奇的人生经历，故其生命意识倾向于意气风发、有所作为的英雄式的生命的孤独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曹丕有着深藏不露的内向型性格而又工于心计，本人又身为公子、太子、帝王，养尊处优，位高势隆，思想上趋于保守，政治上较为守成，缺乏其父的雄才大略和进取精神，故其生命意识更多的是对生命个体终极存在价值的苦思与探求。就曹植而言，他的个性几乎和曹丕的正好相反。他具有“喜形于色”的外倾型气质，性格好动，不拘小节，洒脱无羁，真率坦诚，喜好大团圆，爱热闹，好交友，耐不住寂寞。但后来客观情况使他不得不禁若寒蝉，如履薄冰，他不得不同兄弟、友人分别，这就使他内心充满了哀苦。从公元220年起他不断地遭到排挤、猜忌、打击、迫害，成为“圈牢之养物”，[55]名为王侯，实为囚徒，人身没有自由，“身轻于鸿毛”，心灵上受到了莫大的磨难。而他又“执迷不悟”、“不识时务”，虽文帝、明帝都对他处处设防，他却痴心不改的多次上书，屡求自试，声言“愿蒙矢石，建旗东岳”、“甘赴江湘，奋戈吴越”。这当然为统治者所不能接受，因而也就更加重了人生的悲剧色彩，终至在“衣食不继”中抑郁而去。虽历经生活磨难，但他依然壮志不改，豪气不减。因而曹植的生命意识侧重于一种人生的悲剧意识，更多的表现为生命主体所承受的摧抑以及由此而生的壮志不伸的哀怨和对生命理想的坚持不懈。
其次，在对生命的存在和价值这个问题的理解上，“三曹”各有不同。曹操主要表现为一种群体关怀；而曹丕侧重于一种个体关怀，曹植则表现为一种个体关怀与群体关怀的结合。在对生命的存在和价值的理解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基本的价值取向：一种是群体本位和群体关怀，视群体重于个体，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一种则是立足于个体本位，视个体重于群体，把人看成“独立”的个体，将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朝向了人性自我。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一切文化的核心问题。人类不同于动物，要生存就要生产要创造。而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一方面具有社会性，于是就形成了人的群体生活；另一方面其创造实践又是通过群体中的个体劳动来实现的。所以，群体与个体相反相成，是个对立统一体。任何民族、国家和社会，都是在这统一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生命意识就是一种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儒家的生命意识认为个体的生死不过是群体得以生存的环节乃至手段，个体价值体现在群体价值中，并在群体价值中趋于无限。因而儒家重群体而轻个体，宣扬共性而压抑个性。个体必须融入群体之中才有意义，因而也就难免被群体淹没的命运。当两者发生矛盾时作出牺牲的是个体的生命。这种群体本位对群体的生命延续无疑是有益的，中国人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是明证。中国古代有不少的文人面对国家民族危亡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国家为民族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其深层意蕴中预设着永恒的生存、存在信念，人们正是凭借这种信念来克服和缓解自己对死的恐惧和悲伤。个体本位的生命意识则认为个体的生命存在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只有个体才有生死问题，个体具有独立的目的性、自足性，因此往往过于强调个性和个人的发展。不管是群体本位还是个人本位都有其片面性。群体与个体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是生命价值的两个方面，不能顾此失彼，只有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使人的生命价值得到全面的实现。曹植身上就体现出这种群体本位和个人本位相结合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