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就生命超越的方式而言，虽然他们都继承了原始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道德伦理价值生命观，但曹操、曹丕和曹植最终实现生命价值的途径不一。三者都试图通过建立现实的、非凡盖世的丰功伟业以使其英名能够超越肉体生命短暂的自然限度，而在千秋百代的仰慕中获得精神的永生来寻求生命的“不朽”，实现生命的终极价值。然而这条路并非坦途。立德、立言并非易事，而立功更是一条艰辛之途。曹操实际干政治，干军事，并做到曹植梦寐以求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境界，以“立功”求得了“不朽”。曹植或许可以说是非凡的文学家、卓越的诗人，虽受曹操亲炙最深重，才性气格也最相近，而在政治上他却缺乏宫廷内部的权谋机变、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在个人气质上，他孤高自许、激情奔纵，因而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之中败下阵来，走不上“立功”的舞台。所以曹植只是口头上谈政治，谈军事，实际上却只能做他的辞赋文章，当他的诗人，最终只能以“立言”求得了“不朽”。曹丕一心一意想当诗人，并且已经从理论上就自觉地认识到了当诗人的伟大和光荣，真诚无比地投身其间，积极训练，积极实践，却被命运选择当了皇帝。尽管曹丕也可以称做诗人，但几年皇帝当下来，其诗人角色的份量却被冤屈地大大折扣，最终以“立功”求得了不朽。
与上述“三曹”生命意识的侧重点的不同相适应，“三曹”的文学审美观和文论也会有所不同。曹操注重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关注群体、生民、国事，而曹丕、曹植则倾向于提倡文学应当表现个人性情、日常生活，重个性、求华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研究“三曹”生命意识及其文学审美观的异同，主要在于指出他们相同的一面，因为这一面体现着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主导精神、审美趣味与文学发展的总的趋向，而掌握这些将有助于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三曹”的生命意识都是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的一种深刻心理体验和生活感受，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他们的生命意识是建立在热爱生命、特别是在有限的岁月里要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积极追求上的。通过他们的生命意识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苦难、痛楚，及人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与执着，同时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人的积极进取意识。他们的生命意识不是孤芳自赏式的自悯自怜、自伤自悼，也非悲戚于自我利禄得失的哀婉呻吟。他们的生命意识是融历史责任、现实使命、个人价值于一体的对社会、人生的哲理思考，体现着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它不会让人消沉却有着催人感奋的积极意义。因此“三曹”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审美观都是对生命意识的自觉和积极的张扬，并没有堕入平庸。对生命的执着和珍爱与对死亡的恐惧和超越，不仅是人的一种生存欲望和本能，而且成为一种生命意识的理性自觉。对某些文人来说，其生命意识觉醒后所产生的现实人生观，便是抓住有限的生命尽情的享受人生，极力张扬个体生命中的物欲本性，沉溺轻歌曼舞、美酒佳肴、及时行乐亦或追求无为无名自足的生命境界与超现实的人生价值，消极避世。早在产生于汉末，被钟嵘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中就反映出这种思想情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只求感观之享乐，不问来世，妥协与逃避使颓废感伤之情弥漫其中。建安之后的正始名士则忧世畏祸，不敢接触现实，掉入虚无的玄想之中，去追求无为无名自足的生命境界与超现实的人生价值，采取了消极避世的处世方式，放弃现实生命价值的实现，自然也失去终极关怀的热情。研读《世说新语》，我们不难感受到魏晋士人对衣、食、住、行、性的极度放纵，对个体生命参与实际社会活动来实现个人社会价值却表现出惊人的冷漠。晋代士人的奢汰豪侈，已经达到了无耻的地步。“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这种寻求刺激、放纵享乐的生活态度发展到南北朝时代，则表现为一种畸形变态的纵欲了。西晋统一的短暂的几十年间文坛出现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所代表的也是这样一种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潮与追逐荣华的世俗观念，其中潘岳、石崇人格卑劣，为追逐权势、猎取荣华富贵几乎不择手段。他们都缺乏志在天下的抱负、建功立业的愿望、关怀民瘼的精神、慷慨激昂的情怀、积极拯世救物的人生态度。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涵盖的那种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厚德载物的社会理想、“以百姓为心”的责任意识以及注重道德节操的人文意识已消失殆尽，因而伴随他们理想失落和道德崩溃的也只有人生的迷茫、困惑与人格的蜕化。虽然其有突破汉儒传统生命价值观，追求独特人生品味的一面，但就总体而言，其提供给人们的主要是负面的东西。他们自以为这样才真正实现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其实质上不过是典型的自然生命意识的物欲本能的直接体现。但是，人毕竟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万物之灵”。我们不能忽视人之所以为人的自觉能动的本质力量。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对个体生命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将人的自然属性视为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的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6]这是对于人类生命本质的非常精辟的论述。人的生命活动既表现为生物性的机能，也表现为社会性的情感和理智特性，只有从这个角度去体验和认识生命意识的觉醒，才能表现出人的生命的丰富内蕴。人毕竟是现实社会的人，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受触发于现实社会诸因素，生命意识觉醒后所重新建构的生命形态，无疑也应该以现实社会为基础。“三曹”面对自然永恒、人生无常的人生苦闷，采取了与《古诗十九首》等迥然不同的态度，能从惶惑、迷惘、贪图物质享受的误区中醒悟过来，唤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引发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拯世弘道的积极人生态度。“三曹”的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后，建功立业和撰一家之言变成他们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自然要求和需要，而并非生命之外的什么尘累。这种生命价值意识激发了他们的生命力感，并使之借以反抗命运，超越生命的有限存在，超脱肉体生命的死亡带来的恐惧，通过拯世济物、立功扬名，撰文立言使个体生命获取不朽的价值。生命意识在慨叹生命有限的层面上得到了升华，进入到了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探索、对生命价值的追求的另一更高层面。所以“三曹”所表现的生命意识比起《古诗十九首》等来，少了一些感伤、迷惘、恐惧的情调，多了一些理智的成分、现实的态度和慷慨的情怀，故其主调苍凉而刚健，悲愤而沉雄，不落入颓唐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