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文学作品的政治色彩很强，那它是不是就不美了呢？不是的。比如殷夫的《别了哥哥》，看作是对反动派的控诉，是对党的无比忠诚，是阶级斗争意识的强烈显现等，当然都不错，但艺术鉴赏最珍贵的，还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追求真理，一个是亲情。

　　最后，我想讲一讲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如杨绛的《老王》、巴金的《鸣凤之死》，通过审美教育，激发学生的责任心、正义感、同情心，还有包容心。这样的语文课上得有感情，上得有激情，上得动人。我们常常说仁者爱人，常说诗穷而后工，常说义愤出诗人，那么，我们自己就得有这样的义愤，我们自己就需要这样的仁人之心。哪一个真正的文人，哪一个真正的大家不是关心社会、关心民族，不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向于那些边缘的人民、那些弱势群体呢？你躲在强势群体边上得意洋洋地歌唱，那有什么价值呢？当然，我们首先要正面歌颂，正面歌颂真善美。

　　二、关于朗读

　　语文教学离不开朗读。但朗读真正进入课堂也是很难的。

　　关于朗读，徐世荣先生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朗读是把写作语言还原变为口语的有声语言，补上书面语言表达不出来的语气、语调、语势、语感、抑扬顿挫、轻重缓急，使语言增加了活力，有了跳跃着的生命。朗读就是把书面上写的语言变成口头上说的语言，把无声的语言变为有声的语言，更能表情达意的口头语言。”这段话道出了朗读的实质，尤其是“还原”这个词，准确地阐明了文本和朗读的关系。怎么“还原”，怎么才算真正“还原”了？我以为，不是还原到诗人、作家的口语中去，而应还原到文本所包含着的、所显示出来的作者的思想和感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思想的物质外壳。离开了思想感情，语言无非是一堆声音，有什么价值？这其中包含着三个关系：一个是思想，思想是最根本的，人跟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有一个，就是人会思想。思想是抓不住的、摸不着的，但思想有“外壳”，思想由“外壳”来显示。这个“外壳”就是语言，人借助语言来进行思想。文字无非是语言的记录符号，是第三位的。朗读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技巧、一种形式上的固有规则。没有清晰的思想和充沛的感情来武装，而只是在语气、语调、语势、语感上随意地发挥，甚至拿腔使调，绝不是好的朗读，也绝对无法准确地传达出蕴含在文本中的跳跃着的生命和活力。所以，朗读者必须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个是必须深入理解、把握蕴含在文本中的作者的思想和感情，这是语文课程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个是要用相应的语言技巧把文本中的书面语抑扬顿挫、轻重缓急地再现、表达出来。二者缺一不可。一个是理解、把握，一个是再现、表达。所以张颂先生说，“把口头语言写成书面语言这是写作，这是一门学问；而把写作的语言还原为口头语言这是朗诵，也是一门学问”。他是把朗读学和写作学对应着考虑的，而这两门学问的起源与核心，都是思想感情。所以，朗读确实是一门学问，而不是简单的见字发声或者是想当然的发挥再现，它应该是在理解文本基础上的再度创作。我们书面阅读的时候应该是三个过程，“作者一作品一读者”；而朗读就有五个环节，“作者一作品一读者／朗读者一朗读作品一听众”。语文教学就是要向学生传递字词句篇的知识，为的是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语文的教材是文本，是书面语，由于长期的习惯，教学中的大量时间都花在无声的阅读和写作上；即使是教师的提问和学生的回答，也只涉及文本的内容和写作的方法，并不多去探究文本如何还原成有声的、丰富的口语。叶圣陶先生就说：“语文里面有个语字，如何听他人的话，如何更好地说自己的话，正是语文教师应该教会学生的。”语文教学中，必须促进听说读写之间的沟通和转换。

　　朗读是沟通听说读写的桥梁，应贯穿于语文教学的全过程。王世堪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朗读是语文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方式，在初读课文时以朗读来熟悉语言和内容，在理解课文的过程中以朗读来意会，在吃透课文以后以美读来读出自己的理解和领悟。”他是从教学过程的各个阶段来分析的，我还想从构成教学的各个环节来分析，朗读都可以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