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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发展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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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包含着对多种学科的综合运用,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历史学发展关系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历史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称其古老,是因为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历史记载,对历史的研究自古有之。称其新兴,是因为在人们不断创造、事物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历史学也在不断更新着自己。但无论是新还是老,都是对历史事实的再认识,希望从对过去的认识中得到对今天的认知,以指导明天的行为。那么如何得到更科学、更有价值的认识?笔者认为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这是笔者拟讨论的问题。

  一、中方与西方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史迹之论次》中指出应用整体的眼光去考察历史,虽然中西方各有不同,但事物的变化有其共性:“每一时代或每一等级的进化,具有普遍世界一切民族之通性;只在时间上有演进迟早之距离,决不因为各民族所在地之不同而发生根本异趣之特殊途径。”因此,对中国历史的考察应放在更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视域里,通过鲜明的对比研究,把考察中国历史变化和各国历史变化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研究对象的缺陷与精华。所以,不仅“向内看”,还要“向外看”.向外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内看。

  二、单元与多元

  历史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包含着对多种学科的综合运用,所以,“史无定法”强调了历史研究的包容性和创新性。但“史有定法”是对“史无定法”的补充,它强调了历史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独立性。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对史料的运用。须要注意的是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史料是通过个人主观认识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记载,由于主观因素的介入,记载的客观性、真实性有时会降低,所以须要对大量的史料进行考察,互相印证,综合分析判断,才能减少犯错误。研究史料时常会遇到以下一些困难:①古人的写作习惯。古人的写作不同于现代,古人写书引用前人着作时,一般不指明原始出处,并且作一些适当的改动。对是否变动、变了什么,常常因原引用书的散佚无从知晓。②有时史料原本没有流传下来,很难看到原着,有的只是史料的第二、第三文本。③语言文字的变化,由于时间的推移,语音、语义、词法、句法、表达习惯等等均已发生变化,现代人很难理解古人的原意。此外,影响史料价值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史料的形成原因和过程、史料及史料所含信息的可信性和可靠性等等。因此,应当学会搜集、甄别、考证史料,比较不同的史料。

  每一个学科都能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更深刻地、更全面地认识历史,把孤立封闭的学科自赏式的价值关注转化为多学科、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方向,避免各学科各自为营的藩篱。但这也不等于将研究对象无限量地越界扩容,或者说历史研究一方面要求不要凝固在只对史料的研究中,不要单元化,应开放学术;另一方面要求以史料为重,尊重历史的原生态,还原历史。

  三、研究对象与历史环境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时,应注意将其置于历史发展链条的特定环节和阶段上。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史迹之论次》中就强调研究历史应注重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他说:“论世者何?以今语释之,则观察时代之背景是已。”

  四、文献与实物

  在历史的研究过程中,应重视古代文献和出土文物的结合,二者互相印证,考证历史。王国维还提出将典籍文献与出土实物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陈寅恪先生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归纳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五、论史与考史

  在论与史的关系中,要注意将考史与论史相结合,让死的史料变成活的历史。张玉法指出应“重于历史意义的推定,而不再像已往只作史料的堆积”.但不要以论代史。吴晗先生就此提出“论从史出”的观点。他说:“史和论应该是统一的,论不能代替史,论在史中,不是在史之外。因此,就要运用正确的方法,掌握大量的、充分的、可信的史料,加以合理的安排,通过对史实的掌握,把观点体现出来。”“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论从史出'.”对此林甘泉进一步补充,他认为观点的确从材料中得出,但不能因此否定理论的指导意义。

  人们不可能把史料和观点割裂开,因为人总是受着自身教育、知识结构的影响来观察世界的。当人们追问“古为今用”,为今所用之古究竟指的是什么,至少不是对古的“搬运”.要对古进行分析解释,得出历史经验,这就需要理论作支撑。客体复原与主体创制,发现总结过去,服务于现在与未来。王国维指出了处理论与史关系的科学态度:“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

  考证历史的真相,“以事实决事实”论证历史的规律,将理论转变为研究方法,去考察与体味,而非审察与圈定。所以,论是但“不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

  六、稳定与变化

  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变化是“实在的,具体的,是特别的,是有凭据的,是可以证实的”.所以,史有定论。但“古之所是,往往今之所非:今日之所祈,将为来日之所弃”.因此,史有定论又是相对而言的,是相对于一个时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史无定论才是永恒的,表示认识的不断发展,是一种批判的精神,是推动历史研究前进的导向和动力。所以,在历史研究中,应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此外,历史事实相对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是稳定的,同时也是前后历史发展变化的表现。因此,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既要看到研究对象稳定的一面,也要看到变化的一面。

  七、独立与联系

  历史是相互关联的,翦伯赞先生在《历史哲学教程》中就指出:“第一,历史从其总的过程上说,在时间上不是’一瞬间的断面‘,而是向着一个继起发展的总的前程进行”;“第二,在空间上,各个民族的历史,决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世界史的全体系之外;反之,只是作为世界史构成之一部或一环而存在着”;“第三,历史的客观条件与人类之主观创造作用是统一而不容分离的”,“史的唯物论的历史观,是要求对于整个世界史从其联系上、运动上、错综上、生灭过程上去理解,即从其无限的关联性上去理解。而且只有从其关联性上,才能理解历史之一贯的发展及其部分与全体之统一性”.周容先生以在钱塘江观潮为例,举例不能只看到潮头而忽视潮头与大海的联系,说明不能只看到单一史事,就忽视历史事实间的普遍联系,他讲道:“历史的事实不是孤立的,是和历史的全类有关系的,而且是整个历史的一部分,换言之,历史的事实自有它的来源和背景。我们对于历史的事实时常只注意到特别变化的事实。”可见,高度决定视野,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才能将事物说明得更加清晰、透彻。

  八、特殊与一般

  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史迹之论次》中就指出:“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也指出:“必须从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其特殊性的统一的探究中,才能复现各民族与各时代的历史之具体的内容。”因此,运用归纳法“是故读史有术,在求因果,在能即异见同,抽出公例。”“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所以说“公例无往不由内籀。”

  从特殊中找出一般规律,寻得公例,求得新解。由于时间跨度大,空间范围广,所以归纳总结的规律或公例也越加具有普遍性。一般规律指导日后的行为,少走弯路,也许正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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