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选贤与能——为政之则

　　选贤与能是为政的准则。“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孔子认为，选用正直的人，以正压邪，这样百姓就能服从；如果选用邪曲之人，使他们居于正直之人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他强调了为政者应该以公正之心去选拔人才。只有贤良之人得到重用，百姓才会满意，政策才能得到有效落实，政权才能长盛久安。

　　“举直错诸枉，使枉者直。”即把直的放在弯的上面能把弯的扳直。这个比喻指好人提拔起来了，坏人自然就无机可乘，好的东西树立起来了，坏的东西自然成不了气候。如舜帝选择了皋陶，那些不仁之人就没有舞台；汤王选拔了伊尹，那些不义之人就失去市场。所以，“为政以德”要求为政者必须举贤任能。

　　孔子不仅主张“举贤”，还主张“尊贤”，他说：“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在用人上，孔子主张“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他认为，不能根据言辞来选拔人才，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不好而完全废弃他有价值的言论，选拔人才首要的是注重他的工作能力，要让“能者上，庸者下”。而且在对待人才上他主张“无求备于一人。”

　　孔子反对嫉贤忌能，压制人才，认为这样的当权者是“窃位者”。他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孔子主张任人唯贤，在他看来，如何用人和用什么人关系到能否得民心、正民行、纯民风，而且举贤才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所以说，选贤与能是为政的准则，孔子的这一思想对后世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5.和而不同——为政之度

　　和而不同是为政的尺度。“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认为，君子是和谐而非等同，小人是等同而非和谐。它所理解的区别是等级制度上的区别，他理想的社会状态是等级制度不被破坏，大家都能在等级体系中安于自己的名分从而达到和谐相处；反对取消等级的混同。因而作为一位优秀的领导者须有“和而不同”的君子风度，锐气藏于胸，和气浮于脸，才气现于事，义气示于人。只有讲团结而不相互勾结，讲党性而不搞派性，才能真正构建团队的和谐。

　　和而不同是与人和睦相处而又不盲从苟同。为政者只有掌握了这种和而不同的尺度，才能在执政中处理好各种人际、君民、分配、外交等关系。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孔子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人际关系才能和谐。在处理君民关系上，孔子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这样，社会民心不会涣散，君民关系才能和谐。在处理分配关系上，孔子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样，政权才能稳固，国家不会倾覆。在处理外交关系上，孔子建议“近者悦，远者来。”“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只有把握住和而不同的尺度，为政者才能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才能完成行义达道的理想。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为政的尺度。

　　6.勤政廉政——为政之本

　　勤政廉政是为政的根本。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就是说处理政事要身处官位而不能厌倦，执行君主的政令要忠诚而不能打折扣。在孔子看来，为政者要有敬业之心，为政者所存诸心，要表里如一，所行之事，要始终如一。为政者只有诚心爱民，尽职尽责，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克难攻坚，忠心为业，即勤政，才能有所作为。此外，孔子还强调为政者要做好百姓的榜样，“先之，劳之”，这样百姓就会在为政者的带领下更加辛勤劳动。

　　孔子主张为政者既要勤政更要廉政，强调为政者要廉洁自律。因为为政者掌管一方权柄，眼前往往充满了各种诱惑，如果稍加放纵，对自己管束不严，就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如果只根据利益来行事，会招来很多怨恨；而且还不止是怨恨，有可能违法乱纪，终至不可收拾。他主张为政者要重义轻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还主张为政者要淡泊名利，施行仁义之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子夏做莒父的长官，询问治政之事。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为政者只有正确使用权力，自觉做到不滥用权，时刻做到自省、自警、自律，才能抵住各种诱惑，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所以说，勤政廉政是为政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