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强调既要好学，又要善思，做到学思结合。读书时既要坚持阅读与思考的统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对现实中的疑惑进行深入的思考；又要坚持读书与运用相结合，联系实际，知行合一，通过理论的指导、利用积累的知识来洞察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在读书的过程中增强运用能力，在运用的过程中提高读书水平，这是为政者胜任领导工作的内在要求和必经之路。所以说，好学善思是为政的源泉。

　　2.政者正也——为政之基

　　“政者正也”是为政的基石。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认为，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品行端正是每一位为政者必备的从政修养。为政者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影响民德、民风。孔子富有哲理地指出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自古以来，民众总是把为政者称之“父母官”。一般来说，为政者重视道德，推崇礼义，尊重贤哲，使用能者，没有贪利之心，这样一种风气就会影响老百姓也学礼义，讲道德，美风俗。反之，为政者不重视道德，不讲礼义，坏人当道，偏好私利，贤哲隐世，这种风气就会影响老百姓不学礼义，不讲道德，社会风气就会日下，唯利是图。

　　为政者思想行为的“正”是其从政的前提。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行动的示范效果比政令更加管用，主张当政者要以身作则，正道而行，因为为政者的自身品行对民众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为政者的一言一行不只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一道风尚，一种榜样，民众不知不觉在模仿学习，所谓“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如果为政者每事出以公心，刚正无私，那么上行下效，民众自然跟着走正道。如果为政者自身不正，胡作非为，营私舞弊，超然独立于社会规范、法律之外，而下达命令或制定各种规则要求其他人遵守，其结果只会徒劳无益。所以，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始终认为为政者个人的品行修养对于从政是极其重要的，为政者只有具有高尚的德行，并以身作则，严格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遵守各种社会规范，社会风气自然就会随之转化而步上正轨。所以说，“政者正也”是为政的基石。

　　3.以民为本——为政之核

　　以民为本是为政的核心。自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孔子认为，备足粮食、充实军备、取信于民，这样就可以为政。如果迫不得已可以去掉军备和粮食，但如果政府对老百姓失去了信任，国家就无法存在。所以，民为邦本，民为执政之核的思想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包括：爱民、富民、取信于民。

　　爱民。孔子认为为政者须有爱民思想，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他还主张为政者要尊重百姓而不能傲慢自大，“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此外，为政者还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下之民归心”的总目标，从而使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能得到发挥。

　　富民。尧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尧的继位者舜又将这一教诲传给大禹。孔子以此强调富民是古代圣王世代相传的政治理念，而“天禄永终”之说则是对为政者的严厉告诫，指出如不实行富民之策，百姓穷困，就会造成失位亡国的灾难性后果。这一理念在孔子提出的治国纲领中得到了反映，它所特别重视的第一、二条就是“民、食”。而且孔子还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一理念列为为政必须遵从的“五美”之首，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富民思想在孔子“为政”学说中的重要地位。故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取信于民。孔子在提出的三项以民为本基本思想中最看重这一条。在他看来信并非只是为政者个人讲诚信，更重要的是它规定了为政者与人民之间关系的主要政治原则。根据他的观点，人民的信任是对为政者执政的认可，对于为政者来说也是其政权合法性、合理性的根本前提。信是判断国家政治状况的主要准则，也是政权能否维持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子张》篇第十章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孔子不懂得为政者合法性权力的获得源自于人民的授权，他单强调为政者以自己高尚的道德品质、政治上的诚信和惠民政策来取得百姓的信任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