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话”形式搭建互动桥梁

　　学者朱自强对儿童文学下过这样的定义:“在儿童文学的生成中，成人是否专门为儿童创作并不是使作品成为儿童文学的决定性因素，至为重要的是在儿童与成人之间建立双向、互动的关系。”这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在冰心的儿童小说中尤为彰显。相较于独白式的叙述，冰心的儿童小说多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复调意味。这种对话，不仅仅是叙事上安排两个或多个主人公的对话，更多的是在形式上的对话背后深层次的思想和文化的生成和交锋。

　　有论者认为，冰心的儿童文学经常带有某种成人化视角或“非儿童本位”的写作思路。笔者则认为，冰心儿童小说中的成人形象，往往不具备“教育者”或“引领者”的特质，而是作为儿童形象的家庭成员或社会成员出现，对儿童的发展不具备指导功能。而颇受研究者关注的儿童形象的成人化特征，则是儿童处在某种特定时代环境中，在接受了某种教育或思想的基础上做出的符合年龄特征的表达。小说中最精彩的，也往往是这些儿童之间产生的不同思想的碰撞。

　　例如在《寂寞》一文中，主人公小小和妹妹是两个生长在不同环境的孩子。小小长在农村，朴实淳厚而心思细密，眼中尽是山光水色；妹妹生活在城市，习惯了车水马龙霓虹灯。当这样两个受着不同文化熏陶的孩子凑到一起时，却能够极好地融合，一个编着猪八戒土行孙的故事，一个说着白雪公主的童话，接着两人竟讲到了一起——是国王和粮仓的故事。但是两种个体也有相悖之处，在出国的话题上，小小只爱他的国，而妹妹受着更开放的教育，“先生常常说，也应当爱外国。”两种观念小小的交锋，竟是这篇小说最可爱之处。这种对话，并不是成人间义正辞严的立场宣告，而是儿童的闲谈，不涉政治，简单纯粹，天真烂漫。

　　这种对话，在《小桔灯》中，是成年人与儿童的对话。成年主人公对小姑娘的帮助，仅仅体现在生活事宜上，而在思想和心灵的交往上，两人是超越年龄的平等对话。当主人公看到小姑娘家的惨像而触目惊心时，反而得到了她真挚的安慰；当主人公要趁夜下山时，小姑娘也给予了对方及时的帮助——就是那盏“长明”的小桔灯；当主人公忧虑小姑娘接下来的日子而欲言又止时，又得到了真诚的宽慰——“我们大家也都好了!”不繁复的对话，勾勒出两个独立而丰满的生命个体。

　　这种对话还极致地体现在《分》中两个婴孩的对话。一个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众星捧月；一个是屠户家的第五个孩子，母亲为了替家里还债，刚生完孩子就得去给别人当奶娘。婴孩的世界最是纯粹，对世间百态的感受都化作啼哭。两个不同境遇的婴儿用自己的眼光观察着彼此，用独特的婴语了解着彼此的家庭，诉说着对未来的向往。知识分子的孩子敏感而细腻，屠户家的婴孩虽出身穷苦，却刚决而勇毅，面对迥然不同的人生，他对好友的康庄大道报以真诚的祝福，对自己即将面对的阔大天地和暴风骤雨同样充满信心。冰心仿佛是无意间探访了这两个孩童的世界，正是这种童言童语、童心童真，产生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阅读活动不是单向和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积极的能动性活动。对于儿童读者而言，在阅读中获得心灵的共振、思想的启迪更为重要。冰心儿童小说采用对话的生成形式，能够将儿童读者拉近文本，借由不同时代的力量，激起观点的交互，迸发出新的.火花。

　　三、“爱的哲学”唤起心灵共振

　　上文提出，冰心在儿童小说中关注了众多文化、社会、家庭的问题，那么她又是如何在叙事中为这些问题的发展提供可能的走向?冰心出生于海军军官家庭，少年时即随父出海，父母亲人的爱和生长环境的广袤无垠养成了她兼容宽广的性格。在众多小说中，冰心擅长用“爱的哲学”为不幸中的人们提供排遣的出口。

　　在小说《最后的安息》中，少女翠儿是个童养媳，婆婆成天咒骂、虐待，婆家的弟弟也拿她出气，衣食不足，重活累累，还常受皮肉之苦。在这难捱的岁月里，翠儿有幸结识了一个同龄少女惠姑。惠姑在爱的家庭长大，与翠儿的生活环境天悬地隔，却对她充满怜悯和关怀，让她在饱受生活的重创后能获得一丝安息。冰心将同情之爱、感恩之心和朋友之情浸入字里行间，读者在为翠儿的悲惨遭遇忧虑的同时，还能因爱而得到适当的宽释。还有《骰子》中饱受封建迷信荼毒的李老太太，《离家的一年》中倔强而敏感的少年郎，《小小》中兄长早逝而悲恸的妹妹，《别后》中寄人篱下的“我”，都或因着家庭之爱、朋友之爱而感受着人世间的温情。